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孟言

因需等候日本老技師專程前來維修精密設備，某內地企業不得不停產超過一個月——這是十年前中國光電芯片（光芯）企業的真實案例。在局外人看來，這或許只是一則工廠軼事，但它能折射出港人在討論「國際創科中心」定位時常常忽略的問題：創科的真正價值比起估值多高、融資多少，更重要的是能否替國家補上那些被「卡」的關鍵技術環節。「新質生產力」這個詞語頻頻出現，也已作為獨立篇章寫入「十五五規劃綱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但這一宏觀概念，對長期以金融與專業服務為支柱的香港而言，一直顯得比較抽象。但若我們願意走進產業鏈的底層邏輯，就會發現它並非口號，而是一個已經在內地悄然展開、且與國家安全深度綁定的課題。石家莊光芯後道設備產業的崛起，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AI時代的算力與電力賬

要理解光芯為何重要，必須從AI說起。過去兩年，ChatGPT、DeepSeek等大模型掀起了全球算力競賽。但鮮少有人注意到算力擴張背後的物理瓶頸：除高端芯片供給外，電力與散熱亦至關重要。國際能源署已警告，全球數據中心耗電量在2026年可能較2022年翻倍。在內地，部分AI數據中心的電費已佔總營運成本的50%至70%。

這正是光芯被寄予厚望的原因。傳統電子芯片以電子為信息載體，在高頻傳輸中能效瓶頸明顯；反觀光芯以光子傳輸，具備高頻寬、低延遲特性。在光通信與互聯環節，矽光/光模塊方案相較傳統電子方案可節省約30%至50%的電力消耗。在光子計算領域，理論節能幅度更大，目前已處於早期商用階段。可見，誰在光芯產業鏈上站穩腳跟，誰就能在AI時代佔得先機。

然而，光芯產業鏈極長，從材料、設計、製造到封裝、測試，整個產業鏈上密布着極高的技術門檻。其中，「後道設備」——也就是負責光芯封裝、測試、檢測的精密儀器，一度都是日本企業的絕對領地。在華為於2019年面臨禁運之前，內地相關企業幾乎完全單方面依賴日系設備，正如文初所述，連維修都要等日方派員。「後道」是什麼？用金融業的比喻，它有點像證券交易中的結算、合規，是檢驗整套系統能否運作及迴避風險的關鍵。在半導體與光電產業中，「後道」泛指晶圓加工完成後的所有工序。這是一個從「晶圓」轉化為「獨立芯片」並最終交付市場的過程，在這個環節，中國已循序漸進地實現自立自強。

停產事故揭示「技術韌性」危機

文初的停產事故，後來成為內地光芯產業的一個分水嶺。內地光芯企業當時採取設備依賴進口、工藝依賴原廠的思路，所以一旦設備出故障，內部沒有足夠的技術累積去應對，只能坐等日本原廠派人，最終前來維修的是一位老技師。內地企業不得不意識到，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產業命脈，維繫在外部高齡技術人員的個人經驗上，它其實並不真正擁有這個產業。一旦對方「退休」、斷供、或基於地緣政治考量中斷技術交流，有關產業鏈或會癱瘓。

這種「技術韌性」（technological resilience）的缺失，讓內地企業從代工走向自主研發。前文提及的石家莊企業是真實存在的，名為聖昊光電，目前已成為國內少數能夠獨立生產光芯後道全自動設備的廠商，已打破了日系壟斷，國內細分市場佔有率約60%，2021年獲國家級「小巨人」認證。在華為遭受外部禁運、尋找替代供貨商時，該企業成功獲得關鍵訂單。如今累積的訂單高達6億元人民幣。但本文要強調的，自然不是單個商業案例的成功。更值得香港思考的，是它所展示的「非對稱突圍」邏輯。

尖端技術突破貴精不貴多

長久以來，香港乃至國際社會對內地創科普遍存在一種「地理偏見」，例如相信尖端科技必然誕生在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地，河北、山西這類傳統重工業省份則難以孕育出高科技企業。石家莊的案例自然有助於打破類似的成見，而更深層的啟示是，尖端技術的突破貴精不貴多。若能幫助國家在某一關鍵環節實現自強自立，已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巨大貢獻。實際上，該企業並沒有在光芯的每一個環節都試圖超越日美——既不現實也沒必要徹底脫鉤。該企業只在後道這個相對低調但技術密度極高，加之半導體上下遊都離不開的關鍵環節進行「非對稱優勢」的突圍。不與他國的優勢「硬碰硬」，只在關鍵領域塑造「不可替代性」。

此類產業戰略，其實也間接解釋了近幾年的地緣經濟變化。內地光芯後道設備的國產化，導致日企的相關訂單銳減。與車企的情況類似，日企被動地從內地向港台及東南亞遷移。對中日經貿關係而言，這是降溫信號，中日關係惡化時將日趨欠缺潤滑劑；但對國家技術安全而言，還是必須減少單方面的依賴，在國際環境緊張時尤其如此。

應為國家高科技自立自強查缺補漏

中央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其「十四五」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都作出了清晰部署。過去數年，香港在生物科技、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領域已取得不俗進展，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北部都會區等項目，均為香港創科奠定了制度與空間基礎。但聖昊光電的案例，或許可為香港下一階段以及其第一個五年規劃提供兩點補充思考。

其一，在科技與安全之間應該建立更深的連結。新質生產力的本質，不只是商業擴張，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高質量發展」。許多內地企業走向自主研發的動力，源於對「技術被斷供」的切身恐懼。港企相較之下，不常面臨直接的制裁。然而，政府與創科界進行規劃時不妨多問一句：「香港的研究成果除服務於金融以外，是否也能為國家高新科技的自立自強查缺補漏？」唯有抱着這樣的問題意識，香港才能在「硬科技」環節尋找更務實、更精準切入點。毋容置疑，香港的大學在新材料、精密儀器、生物醫學傳感等環節擁有世界級的研究基礎，部分領域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若能深耕1到2個關鍵領域，例如石家莊深耕半導體、光芯，實現貴精不貴多的非對稱技術突破，定走得更遠。

其二，香港必須實事求是地發揮「國際窗口」的功能。內地硬科技企業「走出去」時，香港當然能提供資金，但實際上它們最缺的從來不是資金，而是國際合規能力、專業服務能力、以及在複雜地緣政治下的風險管理能力——這些亦是香港的強項。香港不一定要成為技術的創源地，但完全可以成為內地硬科技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國際顧問，因此應該突出香港金融、法律、會計、會展產業乃至國際調解的優勢。

新質生產力並不遙遠，也並不「假大空」。一部不再需要八十歲日本技師維修的國產光芯後道檢測設備就是其體現。對香港而言，「國際創科中心」的含金量，並不應該單單由GDP佔比或融資規模來定義，而是能否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必然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貴精不貴多的體現，河北石家莊能有少數這樣的企業，而香港有「一國兩制」的優勢，理應能有更好的發揮。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作者孟言是「思哲研究所」創科領域特約撰稿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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