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一場關於「軒公」（歌手張敬軒）的風波，揭示了香港社會一個尷尬的現實：香港似乎愈來愈習慣用娛樂圈式的公關手法，去處理盤根錯節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早前，張敬軒透露主動申請擔任保安局「正能量大使」，冀能帶領在反修例風波中被捕但未被檢控的年輕人北上交流。此舉引發軒然大波，有人讚許他以影響力為社會帶來和諧，但更多人則質疑這是一場「大赦」的公關秀。

誠然，張敬軒作為一位深受愛戴的歌手，他的選擇無可厚非，甚至可說是藝人的社會責任。然而，輿論的爭議點並不在於張敬軒本人，而在於這項策略背後所暴露的政府思維慣性：面對社會不滿，尤其是那群因反修例運動而被捕、未被起訴的七千人（及其背後更大的年輕社群），政府似乎選擇了一條最捷徑、也最表面化的道路——用星光去掩蓋裂痕，而非用誠意去填補鴻溝。

與其用星光掩蓋裂痕
何不用誠意填補鴻溝

香港社會過去多年的困境，很大程度源於一個情緒化的公共空間。反對派與部分傳媒為了政治利益與流量，長年累月地將一切議題二元化、道德化，鼓動民粹，煽動對立，造就了一個讓理性討論難以生根的土壤。對於那七千人，政府看到了他們可能存在的悔意或恐懼，但不知有沒有正視：在這群人當中，除去情緒化的動員，其實夾雜着大量對社會根源性問題的真切不滿——住屋的絕望、產業的單一、社會流動的停滯、施政的封閉與傲慢。

這些不滿，有些屬情緒發洩，但更多是正當的、理性訴求。它們在既有的政治體系中找不到任何出口——選舉制度的改變，已然讓政治吸納能力減弱，而政黨政治又陷入「精英吸納」的泥沼——在不少年輕人看來，他們的聲音如泥牛入海。

投票權無法紓緩這種鬱結，政策咨詢又被當成形式主義。如果一個政府只能用「戴罪立功換取不入獄」的框架，並借助明星光環來包裝時，它傳遞的潛台詞恐怕相當蒼白：你們不必思考問題的根源，只需參與我設計的「正面活動」，便可以將歷史一筆勾銷。這非但無法轉化真正心有鴻鵠之志的青年，反而加深了他們對體制幼稚化、公關化的蔑視。

不缺有思想有承擔的青年
但缺容許他們想像的空間

若將張敬軒的星光視為一枚折射政府思維的稜鏡，那麼「本土研究社」的存在，則像一面冷峻的鏡子，照見了這種思維的偏差與無力。對於真正關心社會、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年輕人而言，本土研究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遠非任何一位娛樂明星可比。他們沒有鎂光燈，沒有千萬流量，有的只是紮實的田野調查、尖銳的政策分析，以及對土地、規劃、農業、社區經濟等香港「無聊」又「悶蛋」的深層次問題，進行近乎偏執的鑽研。

他們的存在，恰恰證明香港並不缺乏有承擔、有思想的青年。相反，這群年輕人選擇放棄投機金融、專業行業的「正途」，投身於不討好權貴、甚至拮据的清貧研究之路，其本身就帶着一種知識份子對社會的樸素承擔。他們的報告指出了城市規劃的迷思（昂貴基建缺乏人文設施）、棕地問題的死結、鄉郊發展的可能，這些都是關乎香港未來的根本命題。

可悲的是，政府對待本土研究社的態度，與對待那七千人的方式如出一轍——要麼視而不見，要麼將其邊緣化為「小圈子裏恐懼政府與國家的情緒」。政府寧願用一個「閱讀日」、一個明星口號去粉飾對文化的重視，也不願正視那些在書海裏真正閱讀、思考、並提出尖銳批評的年輕人。香港的圖書館、博物館規劃停滯，城市僅剩下昂貴的橋、路與電梯，而當一個社會不再投資於讓人沉思的空間時，它怎能孕育出有深度、能對話的青年？

社會對成功定義極度單一
非主流青年難以獲得認同

香港青年工作長年陷入一種「平庸的循環」。傳統政黨和青年機構的「青年吸納」極度狹窄，高度集中在聽話、乖巧、樂於做社區「蛇齋餅糉」活動的「保母型」青年，或是渴望快速上位當議員助手的政治學生。青年協會等傳統機構，確實能凝聚一批服從規則的學生，但它們能吸引並轉化那些內心燃燒着獨特火花的異類嗎？

香港社會的病態，在於它對成功的定義極度單一。一個對漁農，圍棋有天份、想鑽研純數學、或想開發一項不賺錢的環保技術的年輕人，他在香港面對的，幾乎是「一世孤獨」的命運。他不會成為香港小姐，不會成為醫生，不會成為地產商，他的熱情頂多被傳媒消費成三分鐘的新聞趣聞，然後便被遺忘。

這種文化基建的深層次失效，導致大量充滿潛能的非主流青年，在體制內找不到坐標與認同——這份疏離，才是「香港青年問題」最根本的病灶。張敬軒的一首歌、一場活動，或可帶來短暫的宣傳效應與情感按摩，但能讓一個感到被社會拋棄的數學天才，從內心深處轉向認同這個城市與國家嗎？答案顯然不樂觀。

超越小圈子的恐懼情操
轉化成為積極管治力量

在這個脈絡下，本土研究社的未來便充滿了饒富深意的辯證。它能否從一個批評性的研究組織，進化為一個更具建設性、能夠進行實質政治對話的力量？它能否超越小圈子內對政府和國家的「恐懼情操」，在紮實研究的基础上，主動尋求與體制（哪怕是迂迴地）對話，將分析轉化為倡議，甚至為香港的管治人才庫提供另一種可能？

長遠而言，假如它甘於只作為一個永遠的反對聲音，在一個不斷收緊的公共空間裏，其影響力必然日漸減弱，最終淪為小眾共鳴。但倘若它能蛻變，找到一種既能保持批判鋒芒，又能與權力進行策略性互動的新路徑，那麼它代表的這股有思想、有研究能力的青年力量，或許能成為打破香港「管治人才極度同質化」困局的楔子。這需要勇氣，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對香港懷有超越「抗爭」本身的、關於建構與未來的想像。

張敬軒的爭議終會過去，娛樂新聞的流轉向來迅捷。然而，「張敬軒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會像一層層沉積岩般疊加在香港社會土壤之上。當我們的大廈愈起愈高，橋樑愈建愈貴，但基礎的人文關懷、青年培育與思想土壤卻愈發貧瘠時，再多「正能量大使」也無法逆轉一個城市的平庸化。真正的解藥，從來不在鎂光燈下，而在於政府是否願意放下身段，在一篇又一篇的本土研究報告裏，在那些孤獨地思考着香港未來的年輕大腦裏，正視他們的不滿，並作出結構性的回應。畢竟，一個城市的希望，不在於有多少青年願意唱同一首讚歌，而在於它能為多少種不同的夢想，提供生根發芽的土壤。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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