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正式開庭。日本的戰爭罪行不容抹煞，而美國當時為在冷戰中抗衡社會主義陣營，選擇拉攏日本精英，導致戰犯清算極不徹底。歷史的複雜性提醒我們，若不嚴肅審視未能徹底清算的原因，類似的罪惡隨時可能死灰復燃。對身處亞洲的香港人而言，對「東京審判」的熟悉度普遍高於「耶路撒冷審判」。本文旨在通過比較兩者，深入探討對日德戰爭罪行清算中存在的不公與結構性缺陷。

政治哲學家口中的惡

美國哲學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在著作《根本惡》中曾探討「緩解惡的構想」。在他看來，「惡」如同不斷變異的病毒，人類雖不斷研發抗體，卻無法將其徹底消滅。與其尋找萬能藥，不如針對滋生「惡」的環境對症下藥。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曾指出，19世紀的反猶主義是「憎恨這株植物開得最盛之處」。

到了20世紀，這演變成了極權主義的新變種。猶太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觀察到，極權主義的擁躉多為深諳「歷史是人造物」的暴民或知識分子，他們沉醉於領袖宣稱能「正確解釋歷史」的願景。若一地的歷史主觀性愈高，不公正感愈強，它便極可能淪為孕育新「惡」的溫床。二戰後的兩場大審判，正是思考此命題的經典案例。

平庸之惡與「敗者即惡」的邏輯

納粹德國當年發難的藉口之一，便是巴黎和會對德國不公，甚至指出德國人已淪為要不斷為戰勝國輸血的奴隸。這種「戰敗者的屈辱」成為了罪惡的養料，被處死的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就認為自己的在這種情況下忠實地執行納粹德國的命令。艾希曼於1939年起負責波蘭境內的猶太人事務，一手策劃驅逐他們與沒收他們財產的行動；1944年德軍入侵匈牙利後，他更將數以萬計的猶太人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然而，他在審判中辯稱自己並無卑劣動機，只是單純地執行命令。阿倫特將此定義為「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一種缺乏思考能力、盲目服從官僚體制的惡。最終，以色列法院根據1950年《懲治納粹分子及協作者法》，以反人類罪、戰爭罪等15項罪名判處其死刑。

對艾希曼來說，他的罪名是失敗。例如艾希曼的辯護律師曾言：「國家若勝利，他的行為是加官進爵；失敗了，則是命喪黃泉。」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亦曾宣稱他要麼成為偉大領袖，要麼成為頭號罪犯。這反映出當時德國盛行的冒險主義，堅持成王敗寇，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的心態也八九不離十。這種心態賦予了「惡」某種扭曲的正當性，也埋下了「敗者即惡」的心理伏筆。

司法不公：新「惡」的苗床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艾希曼代表了冒險主義「平庸之惡」，但耶路撒冷審判過程本身亦顯露不公。當時辯方僅有110份材料對抗控方的1500份；律師孤軍奮戰，而控方人手充足。更關鍵的是，證據多不在以色列境內，導致辯護極其困難。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警示，這種審判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敗者即惡」的正當性，而非法律的絕對正義。

從國際關係角度看，國家利益往往放縱了「惡」。以色列當時並未全面清算戰犯，主要是因為部分戰犯對國家仍有利用價值。阿倫特引述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與以色列開國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親密關係，指出以色列為了獲取西德的長期貸款，在清算問題上有所取捨。當國家利益掩蓋了對罪惡的討論，不公正感便會轉化為新的憎恨。阿倫特認為，以色列逃避了「定義反人類罪」及「認識新型暴力」的責任，這類不公正正是新「惡」的苗床。

另一種不公：東京審判的「亞洲不在」

回到亞洲，東京審判同樣面臨不公。約翰．道爾（John Dower）在《擁抱戰敗》中指出，東京審判幾乎未追究「反人類罪」，且多聚焦於涉及歐美的暴行。例如在涉及「慰安婦」的判決中，亞洲受害國的案例極少，被亞洲學界調侃為「亞洲不在」。至於日軍使用化武的調查，更因美國陸軍部擔憂影響自身日後的化武政策而遭反對。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等為了便於管治及拉攏日本，更明確豁免了理應負起戰爭責任的天皇。

相比耶路撒冷的專業性，東京審判的法官資格與語言能力更是備受質疑。控方擁有百人編譯團隊，被告卻僅有3名翻譯。歐洲針對德國納粹的紐倫堡審判留下了42卷議事錄，東京審判卻缺乏正式的刊行記錄。如此草率，導致戰後日本依然出現了對軍國主義者的盲目崇拜，約翰等學者都注意到「勝則官軍，負則賊軍」的口號再度在日本流行。可以說，後來日本右翼倡議「自由主義史觀」，否定南京大屠殺，再次宣稱日本發動戰爭是為了「自存自足」，採用皇國史觀，本質上正是「敗者惡」情緒的集中爆發，時不時就嚴重損害中日關係。

在惡的「疫情」中還原真相

冷戰爆發後，美國為了振興日本作為盟友，釋放了大量財界人物與戰犯；與此同時，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事件則成了某種禁忌，甚至在聯合國大廈的相關展覽亦曾遭美方無限期推遲。

掩埋罪惡與拒絕清算，導致東京審判八十周年後的今天，歷史真相依然模糊。所幸，近年仍有如林少彬等學者致力揭露日軍的新罪證，例如在東南亞的細菌戰痕跡。雖說很多罪證已經淹沒在歲月的長河中，可未來，隨着各國文獻譯本的普及與AI翻譯技術的興起，國際社會能有更好的條件去進行國際交流，更多國民能夠追溯歷史真相。在未來可預見的「惡之疫情」中，打破信息繭房的行動就是緩解毒素的抗體。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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