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

近日，有報章為香港讀者介紹「新型軍國主義」一詞時，提及該詞源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發表錯誤涉台言論後有「以自主防衛為名、以激進強軍擴武為實」的思維，特性是披上「維護民主」等現代政治話語的外衣，將軍事擴張包裝為「對地區和平的貢獻」。然而，有關描述其實更接近「欺騙式外交」，並沒有點出新型軍國主義為何算是軍國主義，也就較難起到讓香港讀者警惕新型軍國主義的效果。為此，筆者希望藉此文引用一些消息人士的專業分析，來說明新軍國主義的特徵。

有消息人士曾作以下比喻：如果說前駐華特命全權大使垂秀夫的「臥薪嘗膽」，與前大阪府知事、前大阪市長橋下徹的「韜光養晦」，代表了日本傳統精英層不希望暴露日本野望的保守觀點，那麼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激進右翼勢力則是以一種較高調的姿態將日本推向一種「新型軍國主義」軌道，背後涉及日本近期的民粹動員、財閥利益輸送與地緣戰略。

新型軍國主義：
財富轉移與軍工複合體

日本正在進行一場規模宏大的擴軍備戰與經濟統制，將防衛費從GDP的1%提升至2%，甚至向「防衛費及關聯預算合計佔GDP3.5%」的中期目標邁進，而2025年政府支出佔GDP的19%，撇除佔GDP~4.5%的國債付息、~6.3%的社保，能相對靈活調整的GDP其實只有8%。如今，日本政府實際上在通過稅金手段，完成一次巨大的社會財富轉移。

近年日本民生危機此起彼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數次米荒、較低的平均工資升幅，以及長期貶值的日圓。長期貶值的日圓，其實利好工業財閥輸出自己的製造業產品。如今，日本的財政更是向與自民黨深度綑綁的軍工財閥傾斜。以三菱重工為例，如果以2022年初為基點，三菱重工的股價在2024年12月達600%以上的累計漲幅。由於岸田文雄的「防衛三文件」落地及軍費翻倍預期，以2022年初為標準，四年以來的累計漲幅實際上已經突破了1,500%，而同期日本年均工業增長僅為稍稍高於1%。

右翼政客們宣稱，3.5%的軍費能創造110萬個高質量就業崗位，若參考俄烏戰爭中俄羅斯的軍工業情況，他們所言非虛，軍工確實能夠振興經濟，但在層層外包的利潤剝削下，以及日圓貶值、物價上升的情況下，日本民眾以及「低端」外國勞工的生活質量有限。這種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依然發展軍工的做法，理應會招致底層百姓的反抗，然而右翼卻通過民粹動員的方式，鼓勵草根配合右翼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剝削自己。

民粹動員：
宣揚「日本優越論」

為了支撐右翼所倡議的高額的防衛增稅，包括企業稅、煙草稅乃至「戰後復興稅」等如今都有被用於日本的軍費，日本的統治階層已經發動了極具隱蔽性的民粹式社會動員。

民粹動員的第一步是採取一種表面上非常合理的「排外論述」與「日本優越論」。與一般中國人的想像不一樣，高市表示自己並不排外，而是覺得在日的外國人中有不少對日本沒有實際貢獻甚至是犯罪者，而日本不需要他們。這種敘事方式非常巧妙，導致不單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甚至是一般日本百姓也願意支持高市的一些排外（往往涉及反華）政策。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為日本國民普遍有一種「日本優越論」的信仰——有效護照持有率只有17%且大多日本人覺得日本是最好的國家而不出國。

第二步是發動日本媒體幫助自己，媒體在協助高市進行有關動員時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例如JX通信社社長米重克洋在日本記者俱樂部會見記者時，發言主題正是高市為何懂數據，探討作為前媒體人、總務大臣對輿論及日本媒體的極強控制力。高市很早就有意識地培養「水軍」，而且先前也有炒作靖國神社等涉及讓「日本作為有尊嚴的國家如實表達自己想法」的政治表演來轉移能源危機等困境下扭轉支持率下滑的頹勢。

成為偶像：
以右傾換高支持率

第三步是成為偶像。高市獲得較高的支持率確實是「右傾化」的結果，可除此之外，高市在身份與個人魅力層面擁有動員群眾的巨大優勢：第一，高市早苗是日本憲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第二，她出身於庶民之家；第三，她以關西方言及奔放的肢體語言着稱；第四，她確定目標後有實現的定力。而她致命的弱點，則是在自民黨內部高層的支持率有限的脆弱基礎，她雖自稱是「安倍派」，麻生也有明確支持她，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誰的人」。追根究柢，在「森友學園」等醜聞中，安倍最初選定的繼承人稻田朋美因政治資本受損成為「犧牲品」，這才為高市騰出了自民黨政治生態位——「安倍派女強人」，此後她便有機會問鼎自民黨總裁／首相之位。

高市自知她上任初期黨內支持基礎較為薄弱，所以通過民粹動員來為自己保駕護航，不斷爭取日本財閥、技術官僚相助。高市的做法有效，證據一是最近她還創造了戰後眾議院選舉以來自民黨的最佳記錄，證據二是日本社會在面對中國調停美以伊衝突等維和立場時「集體失明」，他們否定中國甚至是說前首相安倍晉三才是對伊外交的最大功臣，高市也曾讓日本國民寄希望於「發現稀土」等實際上不能擺脫對華依賴的「好消息」，迴避了採取有關稀土的代價，藉此讓國民相信自己可以不依賴中國、消除「中國威脅」，為國防「總動員」的體制鋪路。

國防總動員：
以小博大的戰略文化

自民黨人及財閥等精英的核心恐懼，在於中國統一後將徹底衝擊日資在台灣地區的高額利潤，以及作為實現過「日本奇蹟」的「前世界第二強國」不甘於被二戰的「敗者」超越自己的心理落差。因此，右翼不懈地播撒「中國威脅論」，讓民眾配合自己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為資源匱乏，素來有「以小博大」的戰略文化，因此有很多日本人還真的有意挑戰如今的中國。無論是「防衛三文件」，還是高市早苗近期越來越明顯的「擁核」主張，本質上都是要確保自己有與中國抗衡的條件。未來，要不就是美國承諾為日本提供可靠的核保護傘，不然就是美國隨着自己的戰略收縮，默許日本擁有自保的核反擊能力。

日方如此在意軍備，終究是因為日本精英擔心中國對日進行「歷史清算」，例如利用過去不久的5月3日「東京審判」開啟80週年來清算以往被美國因為冷戰時要拉攏日本的歷史罪行。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日本精英們一直都注重「遠交近攻」，即拉攏美英以打壓中韓，最終不惜像以色列那樣在區域衝突中將美國拖入亞洲的泥潭，但特朗普提出的「新門羅主義」表面上拒絕被日本牽連。

日本版《悲慘世界》：
新型軍國主義推動軍事化

新型軍國主義之所以屬於軍國主義，是因為日本一旦大規模發展軍工，就會產生不可逆的慣性。追根究柢，軍工財閥需要通過消耗軍工原材料（例如化工與鋼鐵）來維持利潤，這將反向推動國家採取更具進攻性的軍事行動。

為了支持甲午戰爭、二戰等，日本民眾的生活質量劇烈下滑。而民眾忍耐，是因為統治者描繪了國家富強的遠景，實際上也通過《馬關條約》獲得清政府的大量賠償，然後期待自己也能因此逆天改命，萬一不可以，例如在日俄戰爭後沒有獲得期待中的土地及金錢賠償，民眾也會在日比谷「燒打」。如今也有部分日本普通民眾因為這種重軍工、輕民生的國策而面臨生存危機。2026年3月25日，一名住在札幌市、居無定所的17歲女高中生因在超市偷竊一袋價值約5,000日圓的白米，並在逃跑時踢傷店員，以「事後強盜罪」被現行犯逮捕。面對警方調查，該少女供述稱「因為真的沒有錢，肚子太餓了才出此下策」，上映了日本版的《悲慘世界》。

跟二戰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對華的依賴卻依然根深蒂固，例如部分抗生素原料100%依賴中國的現狀，日本也不可能短期內能通過「增加自主性」逆轉，「脫鉤」不過是右翼一廂情願的口號，反而是有很多在華的日本企業自中日蜜月期以來的默契而在中國壯大，中國也因此得益。可對如今的中國而言，它們是可替代的，若中日關係持續惡化，有可能成為相互依存「武器化」的犧牲品。

戳破日本信息繭房：
中國對新型軍國主義的回應

即便有不少人提及中國對中日民間外交的打擊較大，例如覺得減少航班不利於緩和兩國關係，但整體上中國對日依然保持克制。中國方面積極支持、嘗試打破日本信息繭房，尤其是考慮到X等社交媒體已有自動翻譯等技術手段，更有條件向日本民眾揭示國民稅金如何被暗中轉移給財閥，戳破「防衛增稅」的謊言、利益鏈。

當然，中國也有明確的紅線，例如日本右翼政客威脅中國要頻打「人權牌」，部分中國學者也持續關注琉球問題等歷史遺留問題，試圖藉此遏制其冒險傾向；同時，以日韓貿易衝突的先例，中方很可能加快在能源、晶片、AI等領域對日資供應鏈的替代，讓日本的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藉此對高市及日本右翼施壓，扼殺新型軍國主義的生存空間。

綜上，新型軍國主義這一概念具備學理基礎，並不是宣傳用語，確實有充分理由在香港探討新型軍國主義的威脅，喜好日本文化以及警惕新型軍國主義兩者之間也沒有任何衝突。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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