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訪華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京會晤時指出：「中美兩國應當超越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開創大國關係的新範式........」 回顧近年來的中國外交軌跡，習主席在多個重要國際場合，包括2014年接受《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採訪、2015年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在西雅圖的演講，以及隨後與奧巴馬、特朗普、拜登等歷任美國總統的會晤與通話中，曾不下十數次鄭重提及「修昔底德陷阱」。這種反覆的強調，絕非出於對衝突的恐懼，而是展現了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底蘊的負責任大國，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對人類命運與全球和平的深徹關懷與歷史擔當。習主席意在透過這歷史警鐘，呼籲美方摒棄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正視兩國完全可以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客觀事實。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在其不朽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的核心觀察。修昔底德在總結公元前五世紀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長達27年的毀滅性戰爭時，寫下了一句名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以及由此引起斯巴達的恐懼。」（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在當代，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拉漢·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將相關歷史現象整理為國際關係學術理論。他指出，當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強權威脅到既有霸主的統治地位時，雙方往往會因為結構性的壓力、誤判與恐懼，最終走向戰爭。為了佐證相關理論，艾利森及其哈佛大學研究團隊對過去500年的世界歷史進行了詳盡的量化與質性分析，總結出16次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發生權力轉移的典型案例。在這16個案例中，有12次最終以慘烈的戰爭收場，僅有四次實現了和平過渡。這16個歷史時刻分別是：

1. 15世紀末的葡萄牙與西班牙

2. 16世紀上半葉的法國與哈布斯堡王朝（戰爭）

3. 16世紀至17世紀的奧斯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戰爭）

4. 17世紀上半葉的瑞典與哈布斯堡王朝（戰爭）

5. 17世紀中後期的荷蘭共和國與英國（戰爭）

6. 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的法國與英國（戰爭）

7.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與法國（戰爭）

8. 19世紀中葉的俄羅斯與法國/英國（戰爭）

9. 19世紀中葉的普魯士/德國與法國（戰爭）

10.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日本與清朝（戰爭）

11. 20世紀初的美國與英國

12. 20世紀初的日本與俄羅斯（戰爭）

13. 20世紀初的德國與英國（戰爭）

14. 20世紀中葉的德國與蘇聯/英國/法國（戰爭）

15. 20世紀中葉的日本與美國（戰爭）

16. 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的蘇聯與美國

這份歷史清單，無疑為當代國際關係蒙上了一層宿命論的陰影。在西方某些政客與學者的眼中，今日中國正是那個正在崛起的「現代雅典」，而美國則是充滿焦慮的「現代斯巴達」。他們將這16個案例視為不可違逆的歷史鐵律，試圖用過去500年西方列強爭霸的血腥邏輯，來套用並預測21世紀的中美關係。

在這種將學術理論扭曲為政治武器的過程中，美國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Steve Bannon）扮演了極其惡劣的推波助瀾角色。班農自詡為歷史的狂熱研究者，其政治信仰深植於極端的右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及亨廷頓式（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在他的極端世界觀中，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僅是經濟指標的超越，更是對美國全球霸權以及所謂「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本性威脅。班農與特朗普的關係錯綜複雜，經歷了從第一次競選時期的核心軍師、入主白宮後的權力巔峰，到後來因內部權鬥而決裂，再到近年來作為「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外圍重要盟友重新靠攏的過程。

儘管特朗普本人更多是一位以利益為導向的「重商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但班農所精心建構的「美國優先」敘事框架與對華強硬的意識形態，卻嚴重影響了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班農成功地將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極端的恐華情緒，滲透進美國的國家政策之中。正是在這種極端思維的蠱惑下，美國政府對華發動了史無前例的貿易戰、科技封鎖與金融打壓。更為險惡的是，班農等極端右翼政客刻意炒作台灣問題，企圖將其設定為引爆「修昔底德陷阱」的導火索。他們將中國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正當訴求，惡意曲解為對美國印太戰略的軍事挑戰，試圖藉此煽動美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綁架美國的對華政策，將中美兩國推向對抗的深淵。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難以逃避的歷史宿命，抑或僅屬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學術警示？答案顯然是後者。歷史固然是明鏡，但絕不會簡單地重演。

首先，從物質基礎及經濟結構剖析，21世紀的全球化浪潮早已將中美兩國牢牢綑綁於同一經濟體系內。有別於冷戰時期美蘇經濟的壁壘分明，如今中美互為舉足輕重的貿易夥伴，在產業鏈、供應鏈乃至金融市場上，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交融格局。中國既是全球製造業樞紐，亦蘊藏龐大的消費市場，而美國則在高端科技與金融領域佔優。任何形式的全面衝突，勢必對雙方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甚至觸發全球經濟大蕭條。面對如此高昂的經濟機會成本，任何理智的政治家均須「三思而後行」。

其次，從軍事與戰略層面來看，核武器的存在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國博弈的規則。在艾利森列舉的前15個案例中，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發動戰爭被視為解決權力分配不均的有效手段。但在核時代，中美兩個核大國之間存在着「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客觀現實 （即雙方都有能力在遭受核攻擊後進行毀滅性報復，因此任何一方都沒有理性動機先發動核戰 )。這意味着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不再有贏家，戰爭不再是政治的延續，而是共同的毀滅。這種終極的威懾力量，為大國關係設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線，迫使雙方必須在紅線之上尋求和平解決分歧的途徑。

最為核心的是西方學者生搬硬套「修昔底德陷阱」時，往往陷入一個致命的學術盲點：他們慣以西方傳統「國強必霸」及「零和博弈」的叢林法則，去度量蘊含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華文化自古尊崇「以和為貴」、「協和萬邦」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

中國發展的初衷，旨在為14億國民謀求福祉，而非意在取代或擊倒任何國家。中方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以至全球發展、安全與文明三大倡議，正正超越了西方傳統的霸權邏輯。中國所追求的，絕非在舊有霸權體系中取而代之，而是致力推動國際秩序邁向更公正、合理及多極化的新格局。回溯明成祖時代，鄭和率領當時世上最龐大的艦隊七下西洋，足跡遍及亞非30多國。縱然擁有絕對的軍事與經濟優勢，大明帝國並未如近代西方列強般大肆殖民擴張或掠奪資源，反而致力於通商弘道、播揚和平。這段歷史軌跡，無疑是中華文明「強而不霸」的最佳佐證。

習主席屢次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絕非認同此乃無可避免之宿命，而是展現出防患未然的戰略清醒。此舉既屬善意警示，亦彰顯了大國擔當。誠然，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與摩擦，乃不爭之客觀規律。惟中國堅拒認同此等分歧僅能訴諸干戈來解決。只要中美雙方能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之原則，深化戰略溝通，妥善管控分歧，定能跨越此一所謂的歷史陷阱，開創大國相處之新篇。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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