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掀「雪莉法」討論　網絡欺凌不易杜絕

韓國女星Sulli雪莉的自殺事件，在當地再次關注網絡欺凌。九名國會議員要求立法禁止惡評，並打算以近日逝去的女星名字命名該法。擁有逾260個主要演藝企劃社會員的韓國演藝管理協會也於周三（16日）表示，「依仗匿名而在網上實施語言暴力和惡性誹謗的情況非常猖獗」，以至「公眾人物的尊嚴被踐踏，家人朋友也受到傷害」，並表示「為杜絕盲目的網絡恐怖襲擊，語言暴力（惡意回帖）和惡意留言，將採取強硬措施。」韓國逾百團體及逾200名被惡意留言的藝人表示支持。

網絡欺凌問題，韓國社會不是第一次面對。早在2008年，韓國已制訂《信息通信網法施行令修正案》，又名《網絡侮辱罪》，防止散播惡意和謠言。根據此例，擁有10萬用戶以上的網站須規定用戶留言時實名登記；如有人因留言而蒙受損失，可向網站提出請求，網絡運營商須於24小時內處理。宋慧喬、金俊秀、Rain等藝人曾依據此法案起訴網絡造謠抹黑者。

10月14日藝人Sulli雪莉疑因網絡欺凌而不堪其擾輕生後，民間紛紛認為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比如重行網絡實名制，並提高懲罰，以增加阻嚇力。觀乎網上討論，有人認為要提高處罰力度，「最少判監五年，罰款1000萬韓元以上」，也有人認為該「取消新聞評論和加重刑罰」。

2003年，韓國開始在部分網站試行網絡實名制，並於2007年正式落實。後來一個大型網站因黑客入侵，大規模洩露網民個人資料後，網絡實名制遭質疑，2012年被8名法官一致推翻。

網絡欺凌不僅是韓國社會面對的嚴峻問題，在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社會亦不容忽視。個人私隱專員公署統計指出，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投訴，許多都是「人肉搜尋」及網絡欺凌。根據各項調查研究顯示，近年來隨著網絡和新媒體的普及，網絡欺凌案例有增無減。比如2017年《青少年網絡欺凌及校園欺凌行為研究報告》就指出，各項涉及網絡欺凌的行為增幅不少，其中更有一些項目增長比例超過一倍，且這種網絡欺凌行為有年輕化的趨勢，就連小學也已經開始出現相關案例。到了2018年，更有逾30%受訪中學生稱曾遇網絡欺凌，有12.1%的受訪中學生指曾經歷「網絡起底」。

在問題嚴峻之韓國，目前尚有法可依，香港至今則未有直接針對網絡欺凌的法例，受害者只能原因其他法例進行起訴。比如遭遇網絡起底的受害者，只有通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不誠實取用電腦條例》控告對方，或援引恐嚇、勒索、發佈淫褻物品等原因以保障自己。匱乏直接相關法例，或令網絡欺凌存有灰色地帶，入罪難度較高。

針對網絡時代的問題，澳洲、新西蘭及加拿大等多個國家先後設立法例直接針對網絡欺凌。新西蘭2015年通過的《有害電子信息法案》，將網絡欺凌定為犯罪行為，並列出十大原則，包括電子通訊內容不可公開他人的敏感資料，不可使用傷害、威脅和冒犯語言，不可是淫褻或不雅，不可作虛假指控，不可鼓吹自殺，不可涉及種族、性別、宗教及殘障的侮辱言論等，經定罪最高可判入獄2年及罰款5萬紐元。澳洲政府也在2015年通過《提高網絡安全法案》，訂明兒童網絡安全專員負責有關網絡霸凌的投訴處理。相關條例的制定可以更加明晰網絡欺凌的範圍和細節，比如對個人敏感信息傳播的定義，可以更好的保障使用者。同時，具體、明確的法律將會向社會傳達一個重要的信號：網絡欺凌違法不可行。

面對網絡欺凌的複雜情況，完善法例固然是必不可缺少，但此舉亦不無爭議，非萬能的一環。前文提到的韓國社會近期重提網絡實名制有可能侵犯個人私隱，一旦網絡平台發生意外或者受到攻擊，網民的個人資料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其二，反對者擔心網絡實阻嚇網民發布不實信息時，會構成自我審查，對言論自由造成影響。更何況，網絡實名並不是唯一可以追查發言網民的方法，例如2017年香港一宗網絡匿名炸彈恐嚇的案件，便通過追查IP地址的方法鎖定疑犯，因此，網絡實名制被認為必要性不大。至於加重懲罰固然能增加一定的阻嚇性，但這種做法治標不治本，一再加碼也難以杜絕違法個案。

以上兩個問題點明法律若過於嚴細，則不僅執法困難，行政成本高企，更勢必會侵害人的部分自由，不利社會整體環境。因此，在依靠國家強制推動的法律之外，亦需道德價值的教育，以雙管齊下。隨着各類修圖軟件愈來愈唾手可得，以及網絡惡搞文化流行，網絡欺凌既變得更常見，同時也更容易被人忽視，社區、學校等也應多舉行講座、工作坊等，提醒民眾網絡欺凌的禍害。相對於嚴刑峻法，使人人自危，社會更需要多方合作，以更柔和手段為化解問題根源。比如城大教授黃成榮曾呼籲學校制訂和諧校園策略，包括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參與在內；又比如一些社會研究發現復和公義手法，由欺凌者、受害者、朋輩、老師及父母等參與修補關係，相對使用強硬地懲罰手段，能更長遠地杜絕惡性報復的循環。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隨着新媒體愈來愈普遍，資訊流通的發達也勢必帶來資訊的紛雜與偏誤，傷害伴隨便利而生。政府務必予以重視，軟硬兼施，避免更多因網絡欺凌而生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