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是推基本收入的好時機?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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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左翼政府為補助受疫情影響的民眾,預計將於周二(26日)推出基本收入安全網,預料每年支出約30至35億歐元。雖然西班牙並非全球首個試行同類計劃的國家,但誠如教宗方濟各、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以及歐洲央行副行長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認為,各國面對這次大流行帶來的經濟深淵時,該開始考慮全民基本收入。

西班牙新冠肺炎疫情:圖為5月2日,人們在馬德里的大街上鍛煉身體。(AP)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西班牙社會黨政府將於下周推行基本收入,向每名合資格的成年人每月發放約462歐元(折合約3917港元)的補助金。據當局估計,計劃可望至少覆蓋10萬個家庭,其中以單親家庭為首要對象。該國社會保障部長Jose Luis Escrivá認為,計劃將可充當「最弱勢群體的永久安全網」。

馬德里試推基本收入的邏輯很簡單。新冠肺炎來襲後,各國紛紛採納「社會距離」措施,以降低病毒的傳播範圍和速度。但人員流動靜止同時也癱瘓商業活動,導致經濟規模快速收縮,失業率更以大蕭條的速度爬升,而首當其衝的定會是「餐搵餐食餐餐清」的基層民眾。例如,英國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工人比例由1997/98年的9.9%,增至當下的13%,其中56%的貧窮人口更是一人工作家庭。試想一個處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基層勞工,要因為新冠肺炎而停工多月,在儲蓄有限和國家社會保障不足下,此人除了「手停口停」、望天打卦,其實亦無他法擺脫生活窘困。但各國政府又可怎樣提供保障?

災害其次 政策要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在大約在40年前研究1940年代孟加拉大饑荒時便發現,當年饑荒的成因並非因為糧食產量大跌而發生,而是因為各種政治、社會原因,導致糧食價格飛漲,但由於農民工資停滯不前,才會無力購買自己種植的大米。沈恩認為,面對如此極端、多變的環境,民眾的購買力遭自然或人為災難大削,即使當局提供少量現金亦可挽救生命,並使他們在市場經濟裡繼續存活。

雖然新冠肺炎跟大饑荒不盡相同,但過去數月大流行引發的經濟、社會混亂同是災難性,這才使各國政府願意大灑金錢,推出類近基本收入的補貼計劃,如美國向部分年薪低於7.5萬美元的人士派發1200美元;英國被休假的勞工與自僱人士,提供最多八成薪金補貼等等,其原因皆與基本收入如出一轍,就是以最簡單的行政措施,向民眾提供適量、定期的現金補貼,一解燃眉之急。

在新冠肺炎重創經濟下,失業率上升無疑是重提基本收入的好時機,但在人工智能革命的大趨勢下,基本收入亦有其必要性。如同19世紀蒸氣機和電力的技術突破帶來了工業革命,使人類的生活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經濟上更出現新型勞工剝削和失業潮。人工智能革命的本質跟工業革命無異,即是以更少的成本,換來更大回報,故在一國經濟結構轉型時,亦會出一批21世紀的「盧德主義者」,拒絕以技術革命來取代人力勞動,以避免其社會地位將被邊緣化,情況一如現時網約車和網店,逐步打碎職業司機和零售從業員的飯碗一樣。是故,當技術革命乃是無可避免時,各國政府也要開始思索,未來應如何保障在經濟結構突變中被犧牲的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