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強颱風「樺加沙」來勢洶洶，被形容為「西太平洋風王」，特區政府也擺出「超前部署」、「嚴陣以待」的最高規格姿態：行政長官視察風災應對措施，政務司長主持極端天氣會議，教育局宣布連續兩日停課。海量的防風資訊、官員的嚴肅表情、超市的搶購一空、窗戶的米字膠紙......共同構成一套看似純熟的「標準作業流程」。然而，這套「臨陣磨槍」的應急劇本，是否就是香港應對全球氣候危機的全部答案？當政府簡單地將市民留家避風、市面大致平靜視為「成功防災」，是否恰恰反映其在更深層次的氣候危機治理、城市韌性建設和社會公義保障上的視野狹隘與長期缺位？

香港天文台在颱風預測上的精準和專業，確實已達世界頂尖水平。尤其在樺加沙來襲之前一周，已經預警相關強度，為全港做好「期望管理」。然而，擁有精準的科學預測是一回事，如何將科學數據轉化為高效、科學且具前瞻性的公共決策，則是另一回事。

是次「超前部署」的舉措，例如提早宣布連續兩天停課，巧妙地避過了過往懸掛8號風球的時間爭議，成功地防止了可能引發的家長怨氣。不過，一個成熟的防災體系，理應在停課、停工等決策上形成一套清晰、透明、開放的風險評估模式，而非僅僅依靠某位官員的「臨場判斷」，更不是對於爭議輿論的「被動回應」。如果每一次風災都像一場全新戰役，需要最高領導親自督師，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這套系統缺乏了制度化的韌性。

硬件修補被動

提及防災抗災措施，政府往往津津樂道於投入「硬件」。例如渠務署增設200支緊急應變隊伍，排查240個水浸黑點，投入10部強力排水機械人。這些固然是必要的工程措施，但為何每次風災水災過後，總會出現各種當局無力應對的情況？2018年「山竹」掃港，全港竟然出現超過六萬宗塌樹報告，導致交通癱瘓數日，這僅僅是「清理不力」的問題嗎？抑或背後反映的是香港城市規劃中，對樹木管理、斜坡維護、城市生態系統建設的忽視？七年過去，樹木健康管理政策是否有了根本改變？還是只滿足於「風雨過後，加快清理」？

同樣地，紅磡海濱廣場在「山竹」吹襲下玻璃幕牆連環爆破的震撼畫面，也暴露了《建築物條例》在應對極端風力下的潛在不足。政府聲稱已對全港300多個重要公共基建設施完成「抗逆力」評估，但全港數以萬計的私人樓宇，尤其是那些樓齡較高、缺乏妥善管理的「三無大廈」，其玻璃窗、冷氣機支架、僭建物等，是否依然是懸在城市上空的「計時炸彈」？政府的措施當中，往往集中在風災過後的硬件修補，但對於如何透過立法、資助、教育和強制檢驗等手段，提升整個城市的整體防禦能力，顯得猶豫和被動。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抗災思維，遠遠未達到構建一個系統性韌性城市的高度。

勞保缺口嚴重

對於極端天氣之下的工作安排，政府往往只是呼籲僱主體恤員工，按照不同性質和實際情況允許彈性工作。這當然是文明社會的應有之義，但這份「體恤」的陽光，從未平等地灑在每一個勞動者身上。當中產和白領階級享受着居家辦公的安逸時，是誰在狂風暴雨中維持着這個城市的基本運轉？是必須緊守崗位的物業管理員、冒着生命危險清理倒塌樹木的清潔工、穿梭於橫風橫雨中送遞外賣的速遞員、維持緊急服務的基層員工......他們大多都是拿着較低薪水的一群，卻要在天氣最惡劣的情況下繼續工作。

現行《颱風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則》不具法律約束力，使得「應否上班」、「交通津貼」、「工傷保障」等關鍵問題，完全取決於僱主的「良心」，而基層勞工往往沒有議價能力，只能在「飯碗」與「安全」之間作危險的抉擇。政府每一次都只是「呼籲」、「敦促」，一廂情願希望僱主「情理兼備」，卻不願針對極端天氣的工作安排進行立法，未能為最脆弱的勞動群體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保障。須知道，一個真正具備韌性的城市，不僅有堅固的抗災基礎建設，更要有健全的社會保障網絡，確保沒有任何一個群體會在天災之下被遺棄。樺加沙的來臨，再次將這種不公擺在我們面前，政府是否再次視而不見？

防災教育貧乏

港府「超前部署」之下，全港學校也停課以待，卻發生一家四口海邊追風結構三人遭巨浪捲走的悲劇。儘管政府早已警告，惡劣天氣下「追風逐浪」可被檢控，最高罰款2000元或監禁14天；但每逢颱風襲港，仍然會有市民冒險而為。這令人不得不反思，香港的「防災教育」，究竟處於什麼程度？在普羅大眾看來，風災水災又意味着什麼？長久以來，市民被塑造成被動的資訊接收者，防災行動也簡化為「賺颱風假，囤積物資」，儘管能在短期內能有效維持秩序，卻過度依賴政府構建的防災認知，也嚴重削弱公民社會的互助能力。

反觀日本等防災經驗豐富的國家，其防災教育早已深入社區。居民組織會定期進行疏散演習，每個家庭都備有應急包，社區地圖上清晰標示着避難場所和危險區域。防災知識成為國民生活的一部分，社區也成為應對災害的第一道防線。但在香港，我們有多少市民知道自己社區的避難中心在哪兒？有多少社區組織具備協調救災的能力？政府滿足於將市民「圈養」在家中，卻沒有積極賦權社區，培養民間的防災意識和自組織能力。當所有壓力都集中在政府身上時，一旦災情超出政府的處理能力，整個社會將會變得極其脆弱。

氣候治理狹窄

特區政府在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長遠防洪及海岸管理策略」時，傾向於成本較低的「堅守防線」方案，而非更具前瞻性的「向海推進」。這種決策背後，反映的是一種短視的、以節省當下成本為優先的保守心態。全球氣候科學家已明確警告，海平面上升和極端風暴潮的威脅只會日益加劇，今日的「百年一遇」，在未來可能成為「十年一遇」。當局是否低估了「複合型災害」，例如風暴潮疊加極端降雨的風險？當局又是否明晰，當沿岸的供電、供水、通訊等關鍵基礎設施因海水淹浸而癱瘓時，造成的連鎖反應將是災難性的？

真正的韌性城市建設，需要一場規劃思維的範式轉移。它不應僅僅是渠務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的技術問題，而應是融入城市規劃、土地利用、建築設計、生態保育等所有環節的頂層設計。例如，我們是否應大力推動「海綿城市」概念，透過廣設蓄洪池、透水路面、綠化屋頂等方式，將城市從一個被動的「防禦者」，轉變為主動適應和吸納衝擊的「有機體」？在規劃「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等大型新發展區時，我們是否以未來50年甚至100年的極端氣候情景作為設計基準？從目前來看，政府的策略仍然是零散的、部門化的，缺乏一個能夠統攝全局、超越短期經濟考量的宏大氣候治理藍圖。

樺加沙總會過去，但香港氣候治理的真正風暴，早已在我們身邊盤旋。特區政府不能再滿足於每一次風災來臨時，上演一套「嚴陣以待、全力以赴」的應急劇本。香港市民所需要的，也不是臨時的「假期」，而是長遠的「安心」——這份安心，源於一個科學、透明的決策機制；源於一套涵蓋公私領域、軟硬兼備的系統性預防措施；源於一份保障所有勞動者尊嚴與安全的法律承諾；源於一個由下而上、全民參與的防災文化；更源於一個敢於直面未來、具備宏大願景和政治魄力的韌性城市發展策略。這才是真正的「超前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