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12月16日）在北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時，透露一個令坊間意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的消息：今年特區政府財政有望實現「由虧轉盈」。過去六年，港府五度出現財政赤字，不少專家警告香港面對「結構性赤字」風險，當局更要扭盡六壬減少公共開支、增加服務收費，使得社會一度陷入「庫房空虛」的恐慌和焦慮。然而，在國家力撐之下，今年資產市場表現強勁，直接給了那些論調一記耳光，卻也也揭示本港公共財政制定存在一定問題，特區政府理應藉轉虧為盈「撥亂反正」。

今年2月26日，陳茂波發表《2025/26年度財政預算案》，表示2024/25年度財政赤字872億，庫房儲備降至6,473億元。他歸咎於資產市場受壓，地價收入較原來預算減少195億至135億元，印花稅收入也較原來預算減少130億至580億元。他又預告，經從6個「種子基金」回撥620億元至政府賬目，2025/26年度赤字為670億元，而政府經營帳目將在2026/27年度扭虧為盈，但涉及賣地收入和基建開支的非經營帳目在2029/30年度之前都無望擺脫赤字，因此即使計入發債款項，政府綜合帳目要到2028/29年才有望轉為正數。

事隔10個月，特首李家超在京述職期間，透露今年港府財政有望「由虧轉盈」。坊間普遍相信，特首不會在毫無把握之下向國家主席透露如此嚴肅的資訊，換言之，財爺陳茂波可能再次「計錯數」。不少分析顯示，「由虧轉盈」的關鍵，在於「北水」帶動之下，股票市場交投蓬勃。今年首11個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金額達到2,558億元，較去年同期的1,309億元上升95%。其對庫房貢獻也水漲船高，首兩季的股票印花稅收入已經達到440億元，當時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2,402億元，較去年同期的1,104億元上升118%。

過去幾年，坊間充斥香港陷入「結構性赤字」的論調，甚至擔心香港將會重蹈某些西方經濟體債台高築的覆轍。但事實證明，香港公共財政本質上具備強大的「結構性盈餘」韌性，只要外部環境稍有改善、金融市場正常發揮，稅收足以抵銷地價收入的萎縮。這也變相說明，香港財政並非缺乏生機，而是收入結構出現了嚴重的「偏食」，因為所謂的「赤字」，實際上只是因為港府長年消極對待財政結構改革，過度依賴地價收入而產生的周期性波動，並非香港財富創造能力的消失。但那種把把短期市場調整誤讀為長期衰退的誤判，無疑嚴重影響了港府對公共財政運用的分配，更加打擊了市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國家全力支持之下，國際資本也對香港充滿信心。今年首十一個月的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金額達到2,594億元，較去年同期791億元上升228%，而同期的總集資金額更達到5,750億元，較去年同期的1,690億元上升240%。可以說，香港金融市場的繁榮，已經成為公共財政轉虧為盈的核心支柱。然而，如何擴大金融對於公共財政的長期穩定貢獻，正是港府不能迴避的問題。目前印花稅受市場成交量影響極大，這種不穩定性使得預算編制如同「賭博」。政府理應進一步思考如何優化稅制，例如在落實「全球最低稅率方案」（BEPS 2.0）的基礎上，檢視金融資產相關的稅收結構。必須重申，金融業不應只是少數人的金礦，而應透過更科學的二次分配機制，支持香港的長期基建與社會轉型。若日均成交能穩定在三千億元水平，單是印花稅每年已可為庫房貢獻上千億元。這就需要政府更有為地推動金融改革，借助金融拉動經濟，而非僅僅坐視股市波動或靜待地價回升。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對「轉虧為盈」後的開支策略發出嚴厲警告：千萬別再像以前那樣「全民派錢」。陳茂波自2018年推出「關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人士一次性派發最多4,000港元之後，不管經濟順境或逆境、無論財儲豐厚或急降，累計合共動用超過2,000億元公帑進行貧富所得劃一的「全民派錢」——這無疑為他贏得了民粹的掌聲，但也持續深化「富者越富」的分配不公，而且完全無助破解本港的深層次矛盾，甚至對長遠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極大負面影響。過去數年香港經濟復甦緩慢，港府在財政儲備大幅縮減之下，宣布進入「開源節流」的財政縮減周期，削減包括大學撥款、學生津貼、長者乘車優惠等在內的公共開支，又增加醫療等公共服務收費，社會難免感到陣痛，基層更是首當其衝。

儘管如今見到盈餘曙光，但在向國家領導人報喜的同時，也必須看清這份盈餘的「技術含量」——除了股市反彈，這很大程度上「受惠」於財政司司長「左手交右手」的財務伎倆，從6個「種子基金」回撥620億元至政府賬目。如果港府因有盈餘而大灑金錢，將是對公共財政的極不負責。這筆「血汗錢」必須也只能夠用在刀口上，確保北部都會區等戰略項目有充足資金推進，並針對人口老化帶來的醫療與社福需求進行前瞻性的資源配置。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陳茂波並非首次「計錯數」——2022/23年度，赤字預算與實際相差兩倍；2023/24年度，印花稅與地價收入遠遜預期，導致赤字較原估算翻倍。這到底是估算方法不夠科學，還是錯誤判斷經濟形勢？兩種失誤所折射的問題並不一樣。再拉長時間線看，曾俊華任內也是年年「計錯數」，無疑反映政府估算系統可能存在結構性缺陷，而核心問題在於政府長期沿用僵化的「增量預算」模式。

這種「行禮如儀」的編制方法，預設了過去的開支基數皆為合理，每年僅作百分比的微調。這種管理慣性導致政府在面對資產市場劇烈波動時反應極度遲鈍，每當預算案預告財赤，社會便會產生經濟崩潰的集體焦慮。這種不必要的恐慌助長了社會分化，加深了市民對福利的偏見，讓中下階層在資源分配的假象中互相仇視，嚴重阻礙了社會團結。

改革預算方法已是迫在眉睫，而引入「零基準預算」（Zero-Based Budgeting）的邏輯正是解決之道。零基準預算要求各部門不再盲目以去年為基準進行「增量」，而是要求在每個預算周期開始時，都必須重新論證每筆開支的必要性與社會效益，將所有撥款先視為「零」。這種方法能強迫官僚系統進行理性審查，識別並淘汰那些已經過時或效益低下的歷史遺留項目，從而將資源從「行政慣性」中釋放出來，精準投入到真正具備高質量發展潛力的領域 。儘管全面實施零基準預算會帶來行政工作量的增加，但在香港需要「銳意改革」的背景下，這種深度的自我檢視是打破利益固化藩籬、提升管治效能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