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兔唇、口齒不清的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一輩子都在倡議「溝通理性」，主張對話。跟他在1980年代一較高下的傅柯以及在1990年代思辯爭鋒的羅爾斯都早已仙遊遠去，名副其實成為上個世紀的人物，唯獨哈伯馬斯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孜孜不倦地奔走疾呼——為他的德國，為他的歐洲，以至是整個西方文明。

二戰中重建理性的「四五一代」

哈伯馬斯的一生可以說是西方當代史的縮影。生於1929年華爾街崩盤之年，成長於納粹政權上台之時，親歷國家如何把歐洲以至世界捲進戰爭。他作為「四五一代」，大有條件視二戰後的廢墟為人類之終結。正如在他10來歲的時候，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先後發表〈理性的終結〉和《理性的殘蝕》，直指人類的理性只剩下工具性，人們只懂服從於效率，甚至於「合理化」納粹主義。

如果說194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是悲觀主義，與霍克海默共同撰寫《啟蒙辯證法》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就是透過「美學轉向」，企圖以藝術重新發掘人類的真實和價值。儘管哈伯馬斯敬佩阿多諾而且深受其提攜，惟他決心推動的轉化並非依循美學，而是一場「語言轉向」。由1962年對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早期經驗研究《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到1968年的經典論文〈技術與科學作為「意識形態」〉，他的焦點一再落在公共利益、公共辯論和公共判斷。其多次進出法蘭克福大學，或多或少折射出與法蘭克福學派若即若離的關係。其於1985年的《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不但分析了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的局限，還回應了德希達、傅柯等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者。

「以言行事」取代強制尋求共識

簡單而言，哈伯馬斯不追求形而上學的真理，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最平凡的行為——對話，或者是「以言行事」的維度。哈伯馬斯認為理性的力量不在於超然、先驗的真理，而是當我們進行溝通，就意味了願意排除強制手段，以更好的論證來尋求共識。用他的比喻來說，溝通理性是一艘搖晃的船，不會在驚濤駭浪中沉沒，而是透過顫抖來應對偶然世界；同樣地，理性只能在人們的協商中建立。

哈伯馬斯之所以聞名，當然不是因為他在1960年代與伽達默爾爭論詮釋學、在1980年代和傅柯商榷對話中潛藏的權力問題、在1990年代與大西洋對岸的羅爾斯爭辯正義原則的道德基礎。他與「六八一代」不同，沒有訴諸激情的社運或者革命，而是追求激進的改革，在法律、教育、大眾傳播等領域持續參與公共討論，試圖一點一滴地奪回被權力佔領、被資本扭曲的陣地。

「鼴鼠」推動重新定義「西方」

由參與德國的「歷史學家論爭」（Historikerstreit），直斥保守派歷史學家「正常化」納粹大屠殺，到反對北約在德國領土部署中程核彈，再到反對美國在「911」後發動的「反恐戰爭」。哈伯馬斯寫下《分裂的西方》文集，直言美國原本倡議人權的道德權威已支離破碎，又曾形容歐洲整合是一個尚待完成的計劃。他提出「憲法愛國主義」，試圖在民族以外為國家提出新的聯繫紐帶，甚至推動重新定義「西方」。

哈伯馬斯的影響力，毋庸諱言，也由其所橫跨的年份所致。德國總理由阿登納到默茨，法國總統由戴高樂到馬克龍，哈伯馬斯一直都活躍於歐洲公民社會。當他同時代的對話者德希達、傅柯、羅爾斯已經一一作古，哈伯馬斯卻走到了2026年，見證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特朗普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

見證演算法逐漸取代「話對」

不但如此，在他八旬之時社交媒體興起，九旬之際人工智能席捲全球。當資本主義可以透過大數據，將我們的情感、社交、政治偏好全部標價，社交平台成為不了理性溝通空間，而是被演算法取代成為迴音谷，甚至充斥似是而非，不知道是人寫抑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和社交媒體演算法的主宰下，再沒有人關心什麼是公允的論證，只會問什麼短片最能吸引眼球，哪些包裝最賺到錢。事實上，愈來愈多人的溝通對象也不是人，而是人工智能。他們寧可相信大語言模型生成的內容，甚至認為可以提供情緒價值，更勝人與人的對話。

哈伯馬斯曾經提出比喻，指「理性鼴鼠」雖然不知道隧道盡頭是否有出口，但其不斷挖掘，碰壁也不逃避，而是試圖理解這些阻礙並另闢繞道。哈伯馬斯以為即使揚棄了啟蒙時代以前的「上帝」，我們仍能夠憑藉「理性鼴鼠」的意志前行，為文明社會找到出口。惟在「理性鼴鼠」努力不懈挖掘的同時，外面的世界每一日都在翻天覆地。再好的論證都不及更高的機率分析，演算法掏空了溝通和對話的價值，哈伯馬斯賴以建立民主的休戚與共責任感有如天方夜譚，剩下的只有人與人之間現實的利益計算。

哈伯馬斯離世的消息固然掀起迴響，但兩、三分鐘之後人們在手機繼續滑動下去，下一段「廢片」、下一則「迷因」再次麻痺思緒。溝通理性或許是一劑良藥，可以在二戰的廢墟中重建西方文明的信心，惟「理性鼴鼠」的挖掘聲最終恐如一曲孤獨的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