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的「五一五事件」中，海軍少壯派軍人等闖入總理大臣官邸，刺殺護憲運動領導者、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犬養毅臨終前说「只要對話，就能理解」（话せば分かる），卻得到「毋須贅言，射」（問答無用、撃て）的答覆，就此身亡。接下來軍國主義的抬頭，確實也毋須贅言。許多悲劇正是從拒絕對話而起，而許多和解也是由建立對話開始。例如，香港人作為「當局者」，至少應該對「一國兩制」、《基本法》以及香港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有基本認識，但很多內地人並不了解；而如果你不通過對話告訴他們，他們就會因「不知道」而繼續誤解。

來稿作者：李冠儒

2024年12月28日上午，內地朋友看到筆者在《中日關係回暖　香港宜把握機會改善港日關係》一文中，用港日友好、港日貿易等字眼描述立法會日本考察團之後，給筆者發了一段語重心長的文字：「我琢磨了好幾天，還是覺得（筆者說的話）不妥。『港日友好』這種說法，是『政治不正確』的，特別是在『港獨』活動還存在的背景下，即便（你）無心，這種把香港和另一個國家相提並論的說法，也會給港獨分子可乘之機——比如拿去和『中日友好』作『對比』。」

如果你是一位香港人，讀完第一時間很可能是判斷內地人喜歡「上綱上線」，質疑為何不能用「港日」？但退一步想，香港不過是中國的一部分，一般內地人或許聽過香港是「特別行政區」，但並不知道「特別」在哪裡；他們聽過「一國兩制」，但是不知道其與《基本法》的內涵。你作為香港人，不去跟他們交流，不抱着「只要對話，就能理解」的心態，又怎能期待他們理解香港？

於是，儘管筆者不是法律專家，但還是在承認知識水平、兩地需加強對話的前提下發送了以下信息：「我覺得要看描述的活動內容。以是次活動為例，乃香港立法會官方活動，本屆立法會在『完善選舉制度』下產生，保障議員『愛國愛港』，他們也宣了誓。《基本法》保障了香港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與其他國家建立非外交的發展關係（第151條：香港特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而立法會本來就有傾聽各利益相關方意見等義務…如果提及『港日』的話，自然是要突出『中國香港—日本』的部分。若討論的如果是港日貿易基礎，突出的內容（也）往往是香港連續多年來是所有國家/地區當中購買最多日本食材的地方等特色，與討論中日貿易的側重點不一樣…如果客觀分析港日友好在中日友好中的獨立性、特殊性等，也不應算政治不正確，畢竟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單獨關稅區（第116條：香港特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

筆者又提及2022年中央電視台播放著名歌手張學友的香港回歸25周年感言後所引發的爭議。那時張學友分享：「香港這25年經歷了很多…但因為我是和這個城市一起成長的，我從這裏出生，從這裏長大，我仍然相信這個城市，仍然希望這個城市會變成一個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這對絕大部分香港人而言，都是再正常不過的言論；然而，由於張學友沒有提及祖國，結果被大量內地網民責罵。筆者藉此事件向內地友人分析：中央電視台當年「開綠燈」播放了視頻，理應反映張學友不算「政治不正確」，且他本人願意給中央電視台拍加油視頻，本就側面證明他較愛國。張學友本人也曾表示：「我聽過『北京加油』、『武漢加油』、『上海加油』…但『香港加油』卻因為一些犯了錯誤的人用過，變成了愛國不愛國的標準，成為了『禁語』、『禁色』， 我個人無法理解。」

筆者長期在北京從事國際關係研究，對於張學友的「無法理解」，筆者也向內地友人分享了觀察心得：根本原因，是因為內地人跟香港人沒有坦誠對話的平台——不少內地人總覺得香港作為「境外」有點敏感，敬而遠之；不少港人覺得自己已「讀懂」內地，或者認為中國制度不如西方所以不需要太多交流等。通過上述對話，內地友人表示能夠接受並認同香港的特殊性，但不忘提及是因為中央認證了香港的特權，又強調自己以及許多內地人對香港依然有2019年修例風波的負面印象。

對話只是和解的大前提，不知香港讀者可有與自己政治立場不一但還可以交流的內地朋友？又是否真正理解中國當代的政治制度？很多朋友都認同，只有長期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學習或工作，同時積極參與可以坦誠交流的活動，才有「讀懂」它的基本條件。然而，面對內地時，有些朋友卻又持有另一種態度，即使是在不同領域的有識之士，在談及內地與香港關係時，大多都把「不知道」三隻字掛在嘴邊。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很近卻又很遠。粵港澳大灣區面臨許多機制互認上的挑戰，或許真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一一被克服。但大灣區的出現，無疑促進了兩地政商學研的對話，即在「強迫」大家談一些一直都「不知道」的問題。談論歸談論，社會不能走向只談弊端不談好處的極端。

另一例子是，筆者常聽到內地人批評港人「忘記歷史、忘記國恥」。即使是較熟悉香港的內地人，也會質疑港人普遍是「精日」（精神日本人），大罵「返鄉下」的玩笑話是「叛國」。港人當然可給持上述觀點者貼上「民族主義者」標籤，但在筆者看來，先不論《DSE中史報考人數不足六千》等本地新聞屢見不鮮，即便筆者曾選修中史科，都幾乎與日佔香港史絕緣，要到中學畢業後方有機會從事日佔香港經濟政策研究。

日本於1941年聖誕佔港後，因香港沒有工業基礎又被多國封鎖，日軍部分派系視香港為累贅，後續也確實推行限制糧食及「歸鄉（回內地）」的政策。港人被餓死或在歸鄉期間暴斃的例子，不勝枚舉。筆者也確認過港人尤其是未親歷過二戰及保釣運動的世代，普遍都不知曉這些史事，只有趙雨樂、鄺智文、周家建及其餘屈指可數的幾位學者在有關領域默默耕耘。筆者認為，如果不知曉日軍在本地的暴行，又不了解日本在二戰以來對包括中國等多國的貢獻（例如政府開發援助），就談不上客觀看待中日歷史。既然港人缺乏對以往日本暴行的認識，內地人批評我們「忘記歷史、忘記國恥」也不無道理。另一邊廂，中日關係的微妙，與內地甚少提及當代日本貢獻不無關係。同樣被日本侵略過的許多東南亞國家就沒有顧此失彼。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在對內地客觀分析及評價日本時，在消解誤解與仇恨的層面，都能做得更多、更好。

承上，香港的友日氛圍，允許香港在中日關係層面多作貢獻。一位內地朋友向筆者坦言：「儘管我對日本的一些文化感興趣，但想到我有位太爺爺死在日本侵華部隊手上，就覺得不適。（我的）興趣因此不會拿到台面上，尤其是在南京、沈陽、西安。」毋容置疑，港人少些歷史負擔，多些國際色彩，在香港可放心地討論日本及呈現一些外國文化要素。

不過，以往港人對話的對象以本地人、外國人居多，甚少主動與內地人交流，對歷史的認識不甚完整，自然未能真正「聯繫」祖國與外國。香港若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聯繫人」，就必須補苴罅漏。心態上，港人應多以一般市民的身份協助聯繫，無需覺得自己代表內地或香港，例如可以多對外國人介紹自己眼中的內地，對內地人講解自己眼中的外國，筆者期待兩地民間能就特定議題發表凝聚共識的白皮書。

本文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李冠儒。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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