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重要關口，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2025》中詳盡闡述的構想，粵港灣大灣區的建設將為香港帶來歷史性機遇，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對接國家戰略的重要平台，將是把握這一機遇的關鍵所在。這一發展計劃遠不止於房地產或土地開發的項目，更是推動香港蛻變為國際創科教育樞紐的核心工程，對香港未來具有深遠意義。

謀劃北部都會區的未來，需要有高位視野。我們不妨參考國際成功的經驗，其中美國加州的矽谷模式尤其值得借鏡——它並非理論空談，而是一套經過實踐驗證的「政府播種、學研界與產業界共舞」的有機生態。此模式正是我們構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戰略核心，必須深刻思量，靈活嫁接至本土，因地制宜，方能開創自己的道路。

矽谷的成功，普遍被認為與美國政府早期的戰略布局密不可分。1950至1980年代期間，政府透過大規模投入創新科技領域，逐步建構起堅實的「產學共生」體系。例如1950年成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主要於大學層面推動並資助基礎科學研究；1958年成立的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局，投資高風險、高報酬的研究；1980年通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更是關鍵轉折點，允許大學、中小企業及非營利機構保留聯邦資助所獲發明的所有權，從而激勵他們將研究成果專利化並授權給產業界。

在政策支持、史丹福大學的主動參與、關鍵技術突破以及創業生態蓬勃發展等多重因素交織下，矽谷逐漸崛起。其發展根源可追溯至半導體產業的驅動，早期如惠普、蕭克利半導體實驗室、快捷半導體公司等具遠見的企業，與史丹福等頂尖學府形成密集的創新聚落，奠定了矽谷的基石。

那麼，如何將矽谷經驗融入北部都會區的具體規劃？

首先，政府須擔任「戰略指揮」。《施政報告》明確承諾發展北部都會區，政府的關鍵角色在於協調香港學術科研機構與企業、初創公司及創新者之間更深層的共生。香港應在具備相對優勢的領域（如人工智慧、先進材料、生命科學、微電子及多元應用科技）集中投入研發資源。同時，政府可通過建立安全的數據流通框架，促進內地數據合規高效流通至香港，進一步提升本地研發能力。配合監管「沙箱」等靈活政策，此類支持將有效連接實驗室成果與市場應用，降低創新風險，鞏固北部都會區作為大灣區核心科技樞紐的地位。

其次，大學應成為「創新引擎」。這正是「大學城」概念的關鍵價值。北部都會區匯聚世界級大學及科研機構，是香港顯著的優勢所在。但要要複製矽谷的奇蹟，大學需超越傳統學術職能，轉化為孕育創新的土壤與創業生態的核心樞紐。這需要文化轉型：大學在鼓勵學術發表的同時，更應重視專利申請與產學研轉化。我們應為師生創設更靈活的參與機制，例如分階段參與初創專案，並積極吸引成功企業家回歸校園，擔任創業導師。

借鏡矽谷之餘，香港本地也有成功案例。香港科技大學多年來持續培育創新文化並建設相關基礎設施，其模式與史丹福相似，聚焦將研究轉化為實質影響。透過在大灣區建立的四個孵化器——香港的「創新海灣@CWB」、深圳的「藍灣孵化器」、廣州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青年創業基地」及「香港科技大學佛山技術轉移與產業化中心」，我們已成功培育出一批創業領袖。

第三，培育支持有機成長的創新生態。市場無法靠任務指派而創造出來，但卻需要悉心培育。政府與大學應攜手建設軟性基礎設施，包括引入風險投資、智慧財產權法律服務、原型開發工坊以及可負擔的共用辦公空間。同時，規劃中須注重宜居性，建設配備優質住房、國際學校及文化設施的活力社區，吸引全球人才安心紮根於此，而非短暫停留。此生態系統將無縫融合深圳的製造實力與香港的金融專業服務，形成完整的產業鏈與價值鏈。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發展的百年大計，堪稱本地的「登月計劃」。矽谷的成功路徑為我們指明了路向：政府營造環境，大學釋放潛能，市場孕育生機。三者協同，方能將北部都會區從城市建設專案，昇華為驅動香港脫胎換骨的新經濟引擎。願景已明，下一步的關鍵在於彙聚全球智慧，腳踏實地將藍圖變為現實。

作者鄭光廷教授是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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