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彭意婷

政府持續投入青年發展資源，卻始終未能回應青年的真實需求。根本問題在於現行青年政策陷入「供給導向」的施恩思維，忽略了青年對參與權和影響力的核心訴求。

《施政報告2025》推出「青年人才培養計劃」、擴展內地及國際交流項目、建設「青年驛站」等措施，而《青年發展藍圖》發布以來相關決策局累計已推出約90項青年新措施。這些政策表面上豐富多元，實質上卻難以改善青年處境，甚至可能加深青年對政府的疏離感。因為政府習慣以「成人視角」界定「青年需求」，在「提供什麼」上投入大量資源，卻在「如何參與」上設置重重限制，未能有效回應青年對參與權和影響力的深層渴望。

青年渴望參與決策

青年政策的根本缺陷，在於過度聚焦活動與服務的提供，忽視了青年參與決策和發揮影響力的核心訴求。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最新的「國際青年價值觀比較」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半（66.8%）香港青年認同「個人沒有足夠力量影響政府決定」，此比率高於所有受訪地區。同時，42.3%青年認為「青年聲音未獲聆聽」是主要社會問題。這正反映青年對參與權的渴望，而政府的回應仍停留在「提供服務」的層面。

政府透過「青年委員自薦計劃」，將諮詢和法定組織的青年成員比例從2017年底的7.8%提升至2024年中的15.6%，參與委員會數目增至141個，直接委任職位超過500個。「連青人網絡」更已吸引超過18,000名青年加入。然而，細察這些數字背後的實際運作，可發現青年在這些平台中主要扮演「被諮詢」角色，而非「共同決策者」。以地區青年委員會為例，雖有四成委員透過自薦獲委任，但其職能仍限於在既定政策框架內提供意見，而非參與實質政策制定過程。「連青人網絡」以「連結政府各項青年活動參加者」為目標，本質上仍是將青年視為政策接受者，而非政策共創者。

政策缺乏統一框架

雖然民青局負責青年發展工作的政策制定、協調和執行，但從《施政報告2025》的具體措施可見，青年政策的執行仍呈現明顯的部門分割特徵：民青局主導「青年人才培養計劃」和境外交流實習計劃；保安局轄下紀律部隊獨立負責青少年制服團體資助；創科局推動青年創新科技；文體旅局負責文化藝術範疇；勞福局處理青年就業問題。各政策局更在《青年發展藍圖》公布後累計提出約90項與青年相關的新措施。

不過，問題不在於分工，而在於缺乏統一的青年發展願景和跨部門協調機制。例如，一名有志從事文化創作的青年面對就業、創業資金、創作空間等多重挑戰時，各部門雖然都有相關支援措施，但政策目標、申請程序和評審標準各異，青年難以看到完整的發展路徑。

對比歐盟及多國推行的青年主流化（Youth Mainstreaming）及青年影響評估（Youth Impact Assessment）制度——確保所有青年相關政策在設計、施行及評估階段都必須考慮青年利益，且比利時、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國均設有強制性問責及監察機制——香港明顯缺乏制度性的青年政策統籌和評估框架。

雖然青年發展委員會設立了六個行動小組配合落實《藍圖》工作，但各政策局推出青年措施時的主要考量，仍是如何在自身政策範疇內「為青年提供服務」，而非如何讓青年參與跨部門的政策制定過程。

發聲空間持續收縮

在社會參與層面，青年面對的不僅是政策框架下參與機會的不足，而是整體社會與政治自由空間持續收縮。政府在《施政報告2025》中重點提及為青年提供物理空間，如「青年驛站」、南昌「連青人網絡」實體平台等，但青年真正需要的是表達和參與的自由空間，而非僅僅是物理場所。校園內，學生會逐步被邊緣化，影響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在社區，亦缺乏讓青年表達意見的平台，使其在公共事務中日漸失聲。

在文化創作與表達方面，青年同樣感受到空間的縮窄。香港曾以相對開放的氛圍孕育粵語文化、電影工業與音樂創作，但現今文學、影像、音樂等領域的青年創作者卻面臨更嚴格的限制。雖然政府持續資助文化項目，並計劃推出「香港青年好故事」計劃及設置視頻工作室，但大多以指定主題和框架為主，難以為真正自由的藝術表達保留空間。

在社會流動機會方面，青年亦難以突破困境。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調查顯示，58.7%市民認為青年缺乏上流機會，66.3%更認為現今情況比十年前更差。當被問及自身近年流動情況時，僅19.7%感覺過去五年曾向上流動。這些數據反映青年對未來的深層憂慮，而《藍圖》提出的措施卻依然偏向傳統商業模式，對文化創作、社會創新與科技創業等多元發展路徑支援不足。

根據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研究，雖然新加坡青年同樣對政治體系滿意度較低，但透過制度化的參與機制和政治教育，讓青年能在政策制定中發揮實質影響力。新加坡強調「青年賦權」而非「青年服務」，政府與青年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有效減輕了青年的無力感。

三大政策重構建議

第一，建立「青年共創」政策機制。整合現有青年發展委員會，成立「香港青年事務協作平台」，讓來自不同政黨、政治團體、社會背景和專業領域的青年代表參與。透過公平、透明的遴選程序和輪替機制，採用共識決策模式，讓青年在政策制定中發揮實質影響力。借鑒歐盟經驗，推行「青年政策影響評估」制度，要求所有青年相關政策在制定時必須評估對青年的影響，並納入青年意見。

第二，重建青年參與空間，營造開放創作環境。在教育層面，恢復大學學生會的實質自主權，讓青年在最貼近他們的環境中學習民主參與和決策。在文化創作環境方面，政府需要認識到香港的獨特文化魅力源自相對寬鬆和多元的創作氛圍，因此必須減少對創作內容和形式的不必要限制，讓香港青年能安心進行各種創作。同時應優化「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為青年藝術家設立專門類別並降低申請門檻；擴大「藝術空間計劃」，與地產發展商合作設立臨時藝術空間；設立青年文娛活動配對資助計劃，鼓勵青年自主策劃文化活動。

第三，拓寬社會流動渠道，發展多元路徑。大幅擴大青年發展基金的支援範圍和資助額度，不僅支持傳統商業創業，更要重點支援文化創作、社會創新、科技創業等多元領域的青年項目。同時，建立多元發展路徑認可機制，承認非主流發展路徑的價值。成立「青年藝術創業基金」，為青年藝術家提供種子資金和商業指導；推出「青年文化藝術消費券」計劃，刺激文化消費和創作需求，鼓勵由下而上的青年參與。

政府需要認識到，青年政策的成功不在於舉辦多少活動、建設多少設施，而在於能否讓青年感受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價值和影響力。真正的青年政策應該是賦權而非施恩，是共創而非單向給予，是信任而非管制。政府應扮演協助與培訓的角色，提供資源與空間，讓青年由下而上參與和發揮，從而增強社會歸屬感及貢獻社會的動力。唯有政府願意與青年分享真實的決策權力，讓他們在可能範圍內擁有實質影響力，青年才會對香港未來懷抱信心。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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