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劉健宇

近年，「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為主的全球公共衛生體系，正積極吸納「傳統、補充與整合醫學」（Traditional,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 T&CM，下稱「傳統醫學」）。一般而言，「傳統醫學」被定義為「基於不同文化固有的、可解釋或不可解釋的理論、信仰和經驗的知識、技能和實踐的總和，用於維護健康以及預防、診斷、改善或治療身心疾病」。

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發表的《2025—2034年傳統醫學策略》中提出，支持成員國「利用『傳統醫學』對健康、福祉和以人為本的醫療保健的潛在貢獻」，並「透過監管、研究和整合來促進『傳統醫學』產品、從業人員和實踐的安全有效使用」，為全球範圍內的整合提供了框架和指導。本文將會選取幾個曾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司法管轄區，探討當地吸納「傳統醫學」的最新發展。

美國：吸納赫蒙族薩滿

1975年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又稱「越南戰爭」、「越南抗美救國戰爭」）結束後，位於越南、老撾的苗族（中國官方譯音：Miao）難民移居美國——這些苗族的離散群體主要自我認同為「赫蒙族」（Hmong），故本文將沿用此一名稱。赫蒙族人多數定居在維珍尼亞州的默塞德（Merced），包括該族首領穆阿（Dang Moua）一家。1983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引述了時任默塞德難民服務協調員稱：「（赫蒙族人）根本不習慣西方的醫療保健。他們必須克服許多恐懼和知識的匱乏。」

1997年出版的《黎亞：從醫病衝突到跨文化誤解的傷害》（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聚焦了一場赫蒙族與美國醫療體系的碰撞。事件源於黎亞自出生後即罹患癲癇，在赫蒙族的世界觀代表她是天選之人，長大後可以當巫師之類的人。然而，由於當時的美國缺乏赫蒙族「薩滿」（shaman）——中文世界稱為「端公」（duāngōng），赫蒙語的發音為「Txiv Neeb」，當黎亞被帶到西醫的醫務所求診後，醫生的治療方式不被黎亞父母理解和接受；及後由於黎亞父母並未依從醫生的治療方式，醫生遂懷疑事涉「虐兒」，而提請司法系統剝奪黎亞父母對其監護權。

經過漫長的文化碰撞，今天美國有不少吸納赫蒙族薩滿的措施。加州基金會（California Endowment Foundation）資助了一系列為期7周的證書課程，受訓薩滿將參與西醫主導的健康教育課程，並參觀醫院的急診室、手術室等，畢業後他們將會可穿着特殊刺繡的夾克，在醫院就診時穿上。加州仁慈醫療中心（Mercy Medical Center）則提供赫蒙族認證薩滿計劃（Hmong shaman certification programme），旨在為赫蒙族薩滿提供40小時培訓，內容包括公共衛生體系的重要資訊；認證薩滿將可於該醫院進行九種不同的赫蒙族儀式。

大多數認證薩滿療法介入措施，往往並非以奇蹟康復而告終，而是在引導病人尋求治療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例如赫蒙語中沒有「糖尿病」的詞彙，當赫蒙族患者因糖尿病症狀尋求薩滿療法，受訓薩滿則會轉介醫生跟進。一些赫蒙族新一代看到傳統文化融入美國主流公衛體系，而強化了對自身傳統文化的認同與自信。由上可見，「傳統醫學」的醫療價值雖然難以通過循證醫學驗證，但卻可在病人心理及精神，以至不可預見的範疇發光發亮。

紐加：滿足人民心理需求

在紐西蘭和加拿大若干省份，傳統醫學的整合更被視為原住民與「第一民族」（過去歐洲殖民者認為自己最先出現於若干「新大陸」，並稱當地無人居住；今天為了扭轉此認知而重新「正名」）的權益。紐西蘭的毛利傳統醫藥（Rongoā）認為，健康由四個渾然一體的支柱構成：精神（taha wairua）、心智（taha hinengaro）、家庭（taha whānau）和身體（taha tinana）。1840年由英國政府與毛利人簽訂的《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列明，毛利人對其「寶藏」（taonga）有「完全自決權」（tino rangatiratanga），而毛利傳統醫藥正被視為此類寶藏之一。

紐西蘭歷史上的《1907年巫醫遏止法令》（Tohunga Suppression Act, 1907）及《1908年庸醫預防法令》（Quackery Prevention Act 1908），被視為打擊毛利傳統醫藥執業者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毛利人主導的治理機構（例如：Te Kāhui Rongoā）視推動傳統醫藥的使用為保護毛利知識（mātauranga Māori）的關鍵。為了鞏固毛利原住民的權益，國家衛生部於2006年制訂了《毛利傳統醫藥發展計劃》（Rongoā Development Plan），旨在增加投資、制訂業界標準、服務委託、發展從業隊伍並增進對毛利傳統醫藥的理解 。

加拿大亦與紐西蘭一樣，積極擴大當地第一民族的利益。加拿大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便呼籲各省衛生主管部門有所作為，為第一民族病人及其家庭提供「傳統醫學」療法。卑詩省早於2007年成立第一民族健康議會（First Nations Health Council, FNHC），旨在拉近第一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健康差距，並督導2013年成立的第一民族醫療局（First Nations Health Authority, FNHA），後者專責統籌省內涉及第一民族的保健策略與服務。

此外，亞伯達衛生署（Alberta Health Services）於2023年推出《病人參加原住民精神儀式政策》（Patient Access to Indigenous Spiritual Ceremony Policy），旨在協助醫院第一民族聯絡員與傳統全健協調員（Traditional Wellness Coordinator）等持份者，協助於醫院內舉辦煙熏（smudging）及其他儀式。從紐西蘭及加拿大的實踐經驗可見，當地的傳統醫藥往往與第一民族的權益掛鉤。更重要的是，有關部門往往通過挖掘「傳統醫學」的另類價值，達到正式承認、滿足人民心理需求的效果。

循證醫學不分中外東西

不少推廣傳統醫學的司法管轄區，往往是以循證醫學為前題，發揮「西醫」與傳統醫學的最大價值。其中一個較為特殊的案例，便是希望推動該國「阿育吠陀」（Ayush）的印度。阿育吠陀的核心理念認為人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並依據五大元素（空、風、火、水、土）和三種生命能量（Vata、Pitta、Kapha）的比例組成獨特體質；阿育吠陀強調，透過個人化的飲食、生活習慣、草藥、瑜伽、呼吸法和身心連結來平衡身體能量，預防疾病並促進身心靈的整體健康。

自印度獨立後不久，該國便積極推動阿育吠陀的發展。這些努力最終促使印度於2014年制訂《阿育吠陀使命》（National Ayush Mission）及成立一個部級單位：阿育吠陀部（Ministry of Ayush）。《阿育吠陀使命》包括在各級醫療體系，特別是基層醫療層面結合及推廣阿育吠陀，並建立科學研究、人才培訓的體系。這些措施與我國推廣中醫藥的政策方向相近，但兩者的內涵卻有顯著差異。

最大的問題在於阿育吠陀能否經歷循證醫學的考驗。針對第二型糖尿病、骨關節炎、高膽固醇血症等阿育吠陀主治疾病的臨床研究表明：儘管某些單一療法顯示出潛力，但阿育吠陀作為一個「傳統醫學」體系，「並未得到科學證據的支持」，許多療法「缺乏可用於可靠決策的堅實研究」，其潛在風險與益處「仍未被證實」。還有更多針對「順勢療法」及阿育吠陀製劑中重金屬毒性的問題，篇幅所限本文不贅。

更重要的是，阿育吠陀部轄下的印度醫學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uncil for Indian Medicine, CCIM）於2020年稱將授權阿育吠陀醫學生受訓後，可以獨立執行多種手術，涵蓋外科、骨科、眼科、耳鼻喉科等領域——代表循證醫學醫生的印度醫學協會（Indian Medicine Association, IMA）認為，「多重療法」（polypathy）是指在適合的病症使用不同醫療體系進行治療，但允許一個不熟悉循證醫學的「傳統醫學」執業者進行手術，是將不同元素胡亂拼湊的「混帳療法」（mixopathy，為新造的詞彙）。

循證醫學基於嚴格的證據層級體系，其中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s）與統合分析（Meta-Analyses）旨在精確分離單一干預措施的效果，以便客觀評估其因果關係。循證醫學對於公共利益至為重要，因為「醫學執業者」懸壺濟世的同時，可能對病人造成危害，甚至影響公共衛生。真正具有醫療效果的療法，應能通過循證醫學的驗證，為人類的健康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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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健宇是政策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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