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仲恒醫生

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發佈「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這項針對中國的政策不僅限制中國在美投資，更在股票市場引發波動，對在美交易所上市的外國公司造成影響，甚至可能導致中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從美國股市退市。

單就新股上市而言，香港已明顯感受到相關的正面效應。財政司司長指出，目前香港首次公開招股（IPO）市場勢頭向好，有超過200家公司正在排隊上市；本港第三季度的IPO、配股及大宗交易合計股票融資額創下4年新高，僅3個月的融資規模便超過去年全年。

全球投資者頗具眼光，善於借助香港在金融基建方面的優勢，以香港為平台開展集資、招攬人才及拓展海外市場等活動。當然，新上市公司通過公開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可直接獲益；但事實上，IPO的好處不止於此，其帶來的廣泛經濟影響遠遠超出新上市公司自身的特定收益。

IPO能為上市所在地的經濟帶來多方面「溢出效應」，其中首要的便是創造就業機會，進而推動經濟增長。海外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企業IPO後，其所在地附近郵政編碼區域的房價與消費支出均會上漲；同時，上市公司會在當地設立辦公室，從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該研究通過量化分析發現，IPO每募集1,000萬美元，當地便會新增0.7家企業，同時創造41個就業職位。

毫無疑問，IPO帶來的投資與資本增量，必然會通過改善商業環境，惠及當地居民。由IPO衍生的新企業與新就業職位，自然會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兩者緊密相連。此外，企業選擇在哪裡進行IPO，也可看作是對當地未來經濟前景的信心體現。當某地經濟前景向好時，前來IPO的企業數量會增多，而增多的IPO又會持續刺激經濟發展。可見，強勁健康的經濟前景為成功的IPO提供了機遇，而IPO反過來又能持續推動經濟向前。

既然IPO有如此多益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就應在制度與環境方面持續发力，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全球高質量資本市場及集資樞紐的地位。值得慶幸的是，特區政府、證監會與港交所在這一點上目標一致，已在上市制度方面推行了多項改革與優化，包括為「同股不同權」的新經濟企業及科技公司提供量身定制的上市機制，以及構建便利海外上市企業在港進行雙重上市或第二上市的監管框架。

經商之道，首要在於為對方提供便利。因此，筆者認為港交所不妨進一步探索如何擴大認可證券交易所的範圍，並簡化海外發行人的上市程序。唯有為企業提供便利，才能更有效地吸引它們來港上市。

作者劉仲恒是放射科專科醫生，香港全球專業青年倡議行動創始召集人，團結香港基金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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