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凱傑語｜郭凱傑

新一年財政預算案的公眾諮詢即將展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中表示，如何擴大經濟發展面向、加快創新科技的培育和應用將是重要課題。政府近年大力投入創科毋庸置疑；但如何讓創新真正在港落地生根，成為可持續的經濟動力和就業機會，卻值得我們深思。

過去幾年，香港在創科上的投入有目共睹。2023年，本地研發總開支達330億元，按年增長一成，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11%，從事研發的人員超過4萬人。其中，投入超過100億港元的創新香港（InnoHK）是投放資源的的重要研發平台：推出以來已資助30個研發實驗室，匯聚逾3,000名研究人員，涵蓋生命健康如微生物和腫瘤研究，以及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科技。

另一方面，自2018年港交所上市改革後，已有約80家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集資逾300億美元，讓香港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資中心。今年香港IPO集資額預計可以達到2,800億元以上，創下2021年以來的新高，全球稱冠；其中生物科技公司佔兩成。從何種方面去看，香港生物科技領域發展都大有可為。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亮麗的數字及投入，能否轉化為長遠的經濟價值和就業機會？

從投入到商業化的瓶頸

最大的瓶頸無疑在於：創新能否在香港從研發走到商業化。例如，InnoHK的生命健康項目自2022年啟動至今，其商業化成果仍未顯著浮現。這本身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生物科技從實驗室到市場往往需時漫長：實際上，儘管計劃已經啟動有一段時間，但不少項目可能從收到資助到聘請研發人員、進駐實驗室都需要時間，導致五年期資助期將滿但未必有很多商業化的成果。問題是，持續而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入，最終能否換來可持續的回報？

另外，香港科學園內的藥企多來自內地或海外，本地企業比例偏低。即使這些公司最終能夠在港上市，也多是帶來了銷售、金融和法律人才，而非核心的研發團隊——這意味，真正創造高價值的部分，往往留在了外地，香港未必能夠分得一杯羹。例如，對許多中國創新藥企來說，研發創新藥後進行「對外授權」已成主流出海模式，但香港市場規模小，臨床試驗患者數目有限，研發活動本就難以在香港進行；即便最終有大筆交易發生，香港往往只扮演中間人角色，難以將產值真正計入本地生產總值之中。也因此，香港創科在GDP的佔比始終較低。

從研發到實業之路的突破

面對這些挑戰，政府已察覺端倪，並將目光轉向「新型工業化」，希望從研發走向實業落地。InnoHK的第三期，正聚焦先進製造、材料、能源和可持續發展，例如成立香港太空機械人與能源中心，目標是貢獻國家太空任務。同時，政府近年招商引資的重點，也逐漸偏向商業化企業，旨在加速產業鏈的完整化，讓創科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對於生物科技而言，要真正將創新轉化為產值和就業，吸引國際藥企在港設廠或許是必經之路。想像一下，如果在本地能夠生產創新藥物或微型醫療機械人，那麼不僅能確保技術落地，還能帶動供應鏈上下游——從製造到相關服務業，都能受惠，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生態圈。

當然，要在香港設廠，人工和地價高企是老大難問題；廠房總不能長期靠政府補貼營運，必須長期體現其商業價值方具可持續性。新田科技城的概念綱要剛剛出爐，或許能為上述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透過創新的發展及批地模式，不僅能為企業降低成本，還能吸引全球人才和企業聚首，讓香港除了融資之外兼具生產綫功能。

展望未來，香港發展創科、尤其生物科技的優勢無疑非常突出；但資源運用上或需更多考慮如何將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果實，為市民帶來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及經濟價值。

作者郭凱傑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全國青聯委員，政府諮詢委員，大專講師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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