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彭意婷

大埔宏福苑火災造成至少160人逝世，震撼全港。這場悲劇不僅暴露了監管制度的漏洞，更深刻揭示社會問責機制的結構性缺陷。然而，災後市民自發的救援行動，卻讓我們看到公民社會力量的重要性，以及重建政府與公民社會協作關係的迫切性。

災難彰顯公民社會力量

火災發生後，全港市民自發組織救援，在短時間內建立物資收集網絡，義工們通宵達旦地分類、運送物資。這種自發性的公民行動，正是公民社會力量的最佳體現。當制度出現真空時，公民社會迅速填補缺口，發揮互助功能。這不僅是一次救災行動，更是公民意識的集體覺醒。

然而，這次救災行動同時帶來一個深層次問題：為何民間的自發組織能在短時間內展現如此高效的動員力，而日常的政府制度監察卻未能及早發現安全隱患？這種對比，揭示了現行社會問責機制的根本缺陷——缺乏制度化的公共參與渠道。

單靠災難時刻的自發動員是不足夠的。有效的社會問責，必須建基於穩定的公共參與機制。公共參與不應只是危機時的應急反應，而應成為社會的重要發展資本，持續地監察政府施政、預防問題發生。

開放公眾參與有助監督

這次火災中展現的公民社會參與力量，若能有效納入日常的制度運作中，便可能在災難發生前就發現問題。政府必須與公民社會建立真正的協作關係，讓公共參與制度化，而不是將之視為可有可無的點綴。這不僅是回應民意的需要，更是提升管治效能、預防悲劇的必要條件。

在現今網絡資訊高度流動的年代，公共參與渠道不足帶來的管治風險更為嚴峻。當市民關注的議題無法通過正常渠道表達和處理時，不滿便會在網絡空間發酵，最終可能演變成更難以控制的社會矛盾。宏福苑火災若早有暢通的公眾監察機制，居民的安全憂慮或許能夠及時上達，悲劇或可避免。

政府若繼續以封閉的思維應對公眾訴求，只會進一步削弱自身的管治威信。開放多元的公共參與渠道，讓市民能夠有效地參與公共事務、監察政府運作，才能及早發現問題，避免悲劇重演。這不是削弱政府權威，而是強化管治的社會基礎。

積極鼓勵公民參與建設

與此同時，香港的公民社會也需要重新審視自身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公民社會的存在價值，不在於只有對抗政府，而在於補足制度的不足，為不同社群發聲，推動社會進步。如果公民社會仍然停留在與政府對立的思維框架中，將難以建立有效的對話機制，弱勢社群的聲音也將更難得到彰顯。

這次救災中展現的，正是公民社會建設性參與的力量——不是只有對抗和批評，而是彌補和行動，這種模式值得延續到日常的公共事務中。公民社會需要具備更成熟的政治判斷，懂得在堅持原則與務實參與之間找到平衡，以建設性的姿態提出訴求，才能真正影響政策制定，為市民爭取權益。

敵對思維只會加深鴻溝

然而，公民社會的轉型不能單方面進行。政府同樣不應以敵對思維回應或標籤社會的反對聲音。將批評視為挑戰、把監察當作敵意，只會加深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鴻溝。這次火災中市民自發救援的高效表現，正好說明了公民社會蘊藏的巨大建設性能量。政府應該認識到，來自公民社會的批評和監察，是完善施政的重要資源，而非需要壓制的威脅。

重建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信任，是比追究責任更長遠、更艱巨的任務。這需要政府展現真誠的開放態度，建立透明的溝通機制，讓公民社會能夠有效參與政策討論。同時，也需要公民社會放下對立心態，以理性務實的方式提出建議。雙方若能以宏福苑救災中展現的協作精神為基礎，建立互信的夥伴關係，才能真正完善社會問責機制。

官民協作推動社會進步

宏福苑火災是一場本可避免的悲劇。災難過後，我們不能只停留在追究責任的層面，更要思考如何建立一個能夠預防類似悲劇的制度。這個制度的核心，必須包含有效的社會問責機制和制度化的公共參與。

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協作，不應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確保社會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這場火災中展現的公民力量，不應只是曇花一現的感動，而應成為推動香港社會進步的持續動力。只有當政府願意打開大門，公民社會願意理性參與，雙方建立起互信的夥伴關係，將這份力量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契機，我們才能避免悲劇重演，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以人為本、能夠自我完善的社會。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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