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博士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文化大革命」作為執政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曲折，其造成的災難已被歷史徹底定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完全錯誤的 。然而，南京博物院文物監守自盜案件引發的社會熱議，再次提醒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必須堅定不移，但否定其錯誤實踐絕不意味着否定人民群眾對權力的監督權利。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本前提下，將體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監察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既是對歷史教訓的深刻汲取，也是應對現實治理挑戰的必然選擇。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浩劫
守護現代文明與法治底線

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共識，更是推進國家治理的前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以「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為特徵，「打、砸、搶」等極端行為泛濫，不僅使國民經濟發展遭受嚴重挫折，更對文化遺產、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造成毀滅性破壞。無數珍貴文物在運動中被損毀，大批無辜幹部群眾遭受迫害，整個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之中。這種以群眾運動為名、行破壞秩序之實的極端模式，完全背離了民主的本質，違背了文明發展的潮流，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場浩劫。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其錯誤實踐必須被徹底否定、堅決摒棄，絕不能讓類似的歷史悲劇重演。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實踐，核心是摒棄其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方式，而非否定人民群眾監督權力的正當性。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群眾監督被異化為「批鬥」、「奪權」等暴力行為，這與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監督有着本質區別。民主監督的核心是依法有序地制約權力、維護公共利益，防止作為受託人的官員侵佔作為委託人的人民群眾的資產，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監督」，則是脫離法制軌道、破壞社會秩序的無序行動。我們必須明確區分：人民群眾對包括官員在內的社會精英的監察權力，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而「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搶」的極端行為，是對民主權利的濫用，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否定「文化大革命」，正是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監督權利，讓監督回歸法治軌道、體現民主本質。

釐清監督與動亂的邊界
捍衛人民正當監察基礎

當前，社會治理中出現的公共利益被侵佔問題，凸顯了健全群眾監督機制的緊迫性。權力濫用、利益輸送問題並非個例，從基層幹部侵佔集體資產到某些領域的腐敗現象，社會精英對公共利益的侵佔時有發生，既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也侵蝕着執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這些問題的存在，並非因為監督過多，而是因為有效的監督機制不夠健全，群眾的監督權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和規範行使。

允許老百姓依法監察社會精英，是遏制權力濫用、維護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社會精英尤其是掌握公共資源的公職人員，其權力來源於人民，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南京博物院的案例表明，僅靠機構內部的自我監督難以完全防範權力濫用，只有引入群眾監督，形成內外協同的監督體系，才能構築起防範腐敗的堅固防線。人民群眾是公共資源的所有者，他們身處社會治理的各個環節，對權力運行中的違規行為有着最直接的感知，其監督具有廣泛性、及時性的優勢。將群眾監督納入制度化軌道，讓老百姓能夠通過合法途徑反映問題、提出建議、實施監督，既能及時發現和糾正權力運行中的偏差，也能促使社會精英依法用權、公正用權、為民用權。

中共領導下的民主實踐
「後陳經驗」是成功範例

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前提下，推行監察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治理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也是推進監督體系建設的根本保證。監察民主並非脫離執政黨的領導的「絕對民主」，而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相配套的管治工程，其核心是通過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將執政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執政黨的領導為監察民主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組織基礎，確保監督工作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監察民主則為執政黨的領導提供了群眾基礎和監督支撐，確保執政黨和政府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這種制度設計，既不同於西方三權分立模式，也摒棄了「文化大革命」的極端方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監督之路。

浙江「後陳經驗」的實踐為監察民主制度化提供了成功範例。二十年前，浙江武義縣後陳村因財務混亂、幹部違紀、土地徵用款等集體資產使用不透明引發大量信訪。2004年，該村在執政黨的組織領導下選舉產生全國首個村務監督委員會，建立「決策—執行—監督」三位一體的治理結構，村監會有權列席村務會議、審核財務憑證、受理群眾舉報，每月對村級帳目進行「唱賬」公示。這一創新使後陳村的招待費從2003年的十多萬元降至2004年的8,000多元，信訪量大幅下降，村容村貌顯著改善。

「後陳經驗」得到習近平主席的高度肯定，被認為是「農村基層民主的有益探索」，並逐步上升為國家制度，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一實踐充分證明，在執政黨的領導下，將群眾監督制度化、規範化，能夠有效規範權力運行、化解社會矛盾，為治理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

法制化與閉環管理
新《監察法》完善體系

推進監察民主制度化、法制化，需要構建系統完備的制度體系，讓監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首先，要完善監察民主的法律保障，明確公民監督的權利邊界、行使途徑和保障措施，將群眾監督納入法治軌道，確保監督行為合法有序，同時防範監督權利被濫用。其次，要健全監督管道的暢通機制，利用現代資訊技術搭建便捷高效的監督平台，讓群眾能夠隨時隨地反映問題、提出建議，確保監督訴求得到及時回應。第三，要建立監督結果的回饋機制，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及時調查核實、依法處理，並向社會公開處理結果，形成「提出監督—調查處理—回饋結果」的工作閉環。第四，要強化監督與執紀執法的銜接機制，將群眾監督發現的問題及時移交相關部門處理，對涉嫌違紀違法的行為嚴肅追責問責，形成監督合力。第五，要堅持向社會「一人一票」選舉獨立的監察隊伍這一目標穩步邁進，最終落實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時期提出的人民監督政府的民主制度，從而跳出黃炎培所說的國家興亡「歷史周期率」。

2025年6月1日起同步施行的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實施條例》，為監察民主制度化、法制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 。這兩部法律法規堅持執政黨對監察工作的領導，完善了監察全覆蓋的有效機制，細化了監督執法的程式規範，既強化了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也保障了公民監督權利的依法行使 。貫徹落實這些法律法規，就是要將監察民主融入執政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形成黨內監督與群眾監督相結合、專門監督與社會監督相協同的監督格局，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跳出歷史周期率
築牢國家長治久安

推進監察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必須始終堅持執政黨的領導，確保監督工作服務于國家治理大局。執政黨的領導是確保監察民主正確方向的根本保證，只有在執政黨的統一領導下，才能統籌各方力量、協調各種關係，使監察民主與國家治理體系相適應、相協調。同時，監察民主也為堅持和加強執政黨的領導提供了重要支撐，通過群眾監督及時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偏差，能夠不斷提升執政黨的治理能力和領導水準，鞏固執政黨的治理基礎。在推進監察民主的過程中，要堅決抵制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借監察民主否定執政黨的領導，搞西方所謂的「三權分立」；二是因擔心監督引發問題而限制人民群眾監督權利，走上美式「精英通吃」的道路。這兩種傾向都違背了中國的國情和社情，必須堅決反對。

我們須牢牢確立這樣一種根本認知：所有由財政供養、行使公共職能的人員，其權力與職位均源於人民的授權與信託。在這種社會契約關係中，人民是公共資源和利益的所有者與委託人，公職人員是履行責任和服務的受託者，其基本倫理與僱傭關係同理——受託者絕不可背叛信託，侵佔或危害委託人的根本利益。

我們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汲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我們主張實行監察民主，是為了完善權力監督機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南京博物院文物監守自盜案件再次警示我們，權力失去監督就容易滋生腐敗，公共利益失去守護就會遭受損害。只有將監察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讓人民群眾的監督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和規範行使，才能從根本上遏制權力濫用，防範公共利益被侵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作者伍俊飛是香港紫荊黨總裁，政策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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