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博士

中文互聯網空間近期興起一股以重新解讀明清鼎革史為核心的思潮，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1644史觀」。其核心論點包括將清朝入主中原定性為「外族殖民」，宣稱其導致「華夏文明中斷」，並將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根源簡單歸咎於清朝統治，進而引申出對現行民族政策與歷史敘事的質疑。儘管其中夾雜着對歷史細節的個別合理認識，但其整體框架充滿情緒化宣洩與選擇性史實，刻意強調和突出滿漢對立，甚至衍生出為近代日本侵華前期行為開脫的極端論調（如認為「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非主要敵人），其政治危害性不容小覷。

警惕1644史觀：
披着歷史外衣的政治風險

此論的支持者多自稱出於「維護漢族自尊與權利」或「探究歷史真相」的愛國情懷；反對者則堅守「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史觀。這場爭論，表面是歷史認知之爭，深層卻觸及國家認同、民族關係與意識形態安全的神經。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其中明顯夾雜着境外勢力（如歷史上對華慣用「分而治之」策略的日本右翼）刻意煽動的痕跡，旨在從歷史解釋學層面解構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其終極目標與通過極端民族主義瓦解前蘇聯的路徑有着可怕的相似性。

筆者認為，「1644史觀」在學術上是片面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中國絕不能在此類挑動民族對立的敘事中迷失方向，重演前蘇聯因民族問題轟然崩塌的悲劇。正確之道在於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認清歷史矛盾的階級本質；堅持與發展「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將社會關注點從製造歷史隔閡引導至促進現實中的階級合作、共同富裕與文化繁榮。

理論謬誤剖析：
歷史虛無與時代錯置的陷阱

「1644史觀」並非嚴謹的學術建構，而是情緒化、工具化的歷史敘述，其在多個層面背離了科學的歷史研究方法，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首先，方法論上的歷史虛無主義與線性史觀。該史觀將複雜宏大的明清易代簡化為「野蠻征服文明」的單一事件節點，陷入「非黑即白」的線性史觀陷阱。它無視明朝末期因深刻的政治腐敗和土地兼併而引發的劇烈階級矛盾（李自成起義）、財政崩潰與經濟蕭條等多重危機，仿佛明朝是一個健康機體被外部一擊致死。這實質是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了歷史發展的內在矛盾性與複雜性，沒有從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矛盾出發分析歷史變遷。明清之際，關外的後金（清）政權崛起，既是明朝邊疆治理失序（如明朝官員李成梁養寇自重，刻意栽培努爾哈赤勢力，類似地方軍閥坐大）的結果，也是其內部社會矛盾總爆發引致的力量真空所促成。「1644史觀」將滿清入關簡化為民族征服，掩蓋了明朝內部的權力鬥爭和階級衝突是王朝更迭更深刻動力這一基本判斷。

其次， 概念上的時代錯置與「民族」建構論濫用。 「1644史觀」的核心錯誤在於將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生硬地套用於17世紀的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漢族」、「滿族」作為國族（Nation）範疇的認同，是在近代西方衝擊下才逐漸清晰和強化的。在明清之際，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主要是文化性（「華夷之辨」更多是文化高下之別）、地域性和王朝性的，而非基於嚴格血緣界定的民族認同。清朝統治者入關後，迅速採用「中國之主」的政治身份，繼承明朝基本制度，推崇儒家思想，其統治合法性建立在傳統的「天命所歸」與「天下共主」框架內，而非建立一個排外的滿洲民族國家。康熙帝祭拜明孝陵，乾隆帝自詡「中華正統」，皆為例證。因此，明清易代首先是一場政權更迭和王朝迴圈，其民族衝突的色彩被置於傳統的「夷夏」框架內，並最終走向更深度的文化融合與政治整合。

莫忘前車之鑒：
前蘇聯失誤引發連鎖崩塌

第三，文明觀上的斷裂論與中華文明韌性的事實背離。斷言清朝導致「華夏文明中斷」，完全無視了中華文明強大的延續性與包容性。從北魏孝文帝改革，到元朝行漢法、修宋史，歷史上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其結果無一例外是主動或被動地融入中華文明主脈，並為之注入新的活力，而非中斷其發展。清朝在政治制度（沿用內閣六部、行省制）、文化思想（尊儒、科舉）、經濟模式（農耕經濟）等方面全面繼承了明朝遺產，並在此基礎上鞏固了超大規模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疆域，將農耕區、遊牧區、農牧交錯帶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個有效治理框架內。中華文明不是脆弱的單一體，而是一個具有強大吸納和轉化能力的複雜系統。「1644史觀」鼓吹的文明斷裂論，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低估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第四，政治上具有危害性，撕裂共同體認同，為外部勢力所用。這種刻意突出歷史上民族間矛盾甚至渲染悲情的敘事，極易在當下煽動民族間的對立情緒，侵蝕「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這與美國「新清史」學派刻意強調清朝「內亞性」、「滿洲特性」，以割裂清朝與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學術政治化傾向，以及歷史上日本侵華前炮製「滿蒙非中國論」的伎倆，形成了危險的共鳴。其最終目的，是為否定當代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根基與現實合法性張目，是為分化和瓦解中國提供思想彈藥。歷史解釋權是重要的政治權力，任由此類敘事氾濫無異於自毀長城。

避開制度陷阱：
從蘇聯教訓看中國國族認同

前蘇聯的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問題無疑是導致其國家結構崩解的最直接、最致命的火藥桶。深入剖析其民族政策失誤，對中國具有極強的鏡鑒意義。前蘇聯的民族理論與制度設計有不足之處，存在民族自決權與民族聯邦制的「制度性陷阱」。 蘇聯的建立，基於列寧提出的「民族自決權」原則。這在革命初期對於瓦解沙俄「民族監獄」、團結各族群眾具有策略意義，但在國家建設過程中，這一原則被制度化為 「民族聯邦制」 ，國家按照民族劃分組建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等政治實體，並賦予其憲法規定的「自由退出權」和「主權」象徵。

這種制度設計存在諸多根本缺陷。它強化了民族邊界，弱化了國家認同。前蘇聯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固化甚至創造了民族身份的政治邊界，使各族群的精英與民眾首先認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共和國」，而非「蘇聯公民」身份。此舉人為製造了「國中之國」，為分離主義提供了現成的政治框架和組織基礎。當中央權威削弱時，憲法賦予的「退盟權」從紙上條文變為政治武器。波羅的海三國率先發難，其它共和國隨即效仿，甚至俄羅斯聯邦也因覺得充當「奶牛」吃虧而宣佈「主權」，最終與聯盟中央對抗。這並非簡單的經濟離心力，而是民族政治實體對聯盟中央的制度性反叛。蘇共本是維繫聯盟的紐帶，但在民族聯邦制影響下，各共和國共產黨日益「民族化」，優先考慮本共和國利益，最終在關鍵時刻選擇與民族主義勢力合流，導致蘇共組織上的分裂，加速了國家瓦解。

中華民族底氣：
歷史底蘊與「多元一體」邏輯

前蘇聯的民族政策人為製造不平等與認同危機。前蘇聯在實踐中試圖用「拉平」政策補償歷史上的不平等，但結果往往走向反面。一方面，在民族共和國大力推行「幹部民族化」、文化本土化，強化了地方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聯盟中央的大俄羅斯主義痕跡仍存，引起少數民族不滿。同時，非自治民族在自治共和國內感到受歧視，非民族地區對民族地區的優待政策也有怨言。這種政策未能塑造出穩固的「蘇聯人民」新認同，反而在各方面激化了民族間的敏感神經和利益計較。

在冷戰時期，前蘇聯的民族問題成為外部勢力滲透破壞的突破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敏銳地將前蘇聯的民族問題作為和平演變的重點突破口。他們公開支持波羅的海等地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外交承認、經濟援助為誘餌，鼓勵其分離，並利用「民族自決」口號削弱前蘇聯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這與如今日本軍國主義和台獨勢力利用中國歷史問題煽風點火的手法如出一轍。

文化主義認同：
超越血緣的「天下主義」傳承

前蘇聯的慘痛教訓對中國具有警示意義。中國絕不能將「民族自決」作為國家建構的基本原則。對於已形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這無異於埋下定時炸彈。國家必須慎用以民族身份劃分行政區域的「民族自治」制度，不宜推行過度細化的民族甄別制度。此類制度容易人為製造和強化族群邊界，不利於構築超越民族的國家認同（國族認同）。國家的凝聚力必須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發展利益之上，而非強化差異性的民族身份政治上，因此必須堅決防止執政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族化」傾向。更重要的是，必須警惕外部勢力利用民族和歷史問題對我國實施「分而治之」的戰略。

與前蘇聯基於意識形態和民族契約的「人造聯盟」不同，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有着深厚的歷史底蘊與獨特的文明邏輯。中華民族不是虛構出來的，而是一種客觀存在，既有分子人類學基礎，也符合各族群長期共融共存的歷史事實。這正是中國避免前蘇聯命運的根本底氣所在。

中華民族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向全世界展示了地理-經濟整體性與文明融合的「大歷史觀」。 中國疆域內農耕區、遊牧區、農牧交錯帶三大板塊，因經濟互補性（農耕區的糧食、手工業品與遊牧區的牲畜、皮毛等）形成了一個天然的生態-經濟共同體。數千年的歷史，正是這三大板塊從衝突、互動到走向政治大一統的辯證過程。無論是鮮卑北魏、蒙元還是滿清，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後，都不可避免地深度接受中原政教文明，並在此過程中將自身攜帶的邊疆活力注入中華體系，同時將中原的統治範圍和政治影響力穩固地推向邊疆。清朝的貢獻尤其關鍵。它並非中斷者，而是古代中國多民族大一統事業的集大成者和疆域鞏固者。它通過盟旗、理藩院、改土歸流、駐藏大臣等一套成熟的制度，將廣袤的非漢族聚居區有效地納入中央直接或間接管轄，奠定了現代中國版圖的基本格局。這種「你來我往」、最終「合為一體」的歷史進程，塑造了中華民族 「多元起源、混合生長、一體凝聚」的特質。分子人類學等最新研究也證實，華夏族自起源開始就是多族群、多地區、多文化融合的產物，這與中華民族的主體來源於炎帝、黃帝和蚩尤三大始祖的傳說也是契合的。

中華民族的文化政治傳統是「天下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認同模式。 傳統中國的認同核心是 「文化認同」高於「血緣認同」。「夷夏之辨」的本質是文明與野蠻之分，而非不可逾越的種族鴻溝。「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只要接受中華禮樂文明，即可被視為「華夏」一員。這種以文化為標準的、開放且具有向心力的認同體系，與西方近代基於血緣、語言的排他性民族主義截然不同。它為歷史上的民族融合提供了理論彈性與廣闊空間。屈原、岳飛、文天祥、於謙等人，是特定歷史條件下捍衛其所屬政權與文化價值的英雄，他們的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而非某一個民族的獨佔符號。

疏導與治理：
以階級合作與共同富裕消解焦慮

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列強侵略，「中華民族」概念應運而生，成為凝聚國內各族共同抗敵、共建現代國家的旗幟。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傳統，超越了太平天國、國民黨人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狹隘民族主義口號，摒棄了蘇聯式的民族聯邦制，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同時更加強調 「中華民族共同體」 意識。這一理論強調民族共同體意識，承認各民族共同書寫了中國的歷史，共同開拓了中國的疆域；認為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休戚與共、榮辱與共；堅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促進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增強中華民族的總體文化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既尊重歷史形成的多樣性，更着眼於建構鞏固的統一性，是破解民族政治化陷阱、防止國家分裂的定海神針。

面對「1644史觀」等現象背後反映的社會焦慮（尤其是部分漢族青年的文化自尊與階層上升訴求），簡單的打壓或縱容皆不可取。政府宜採取建設性、疏導性的綜合治理方略，其核心是「階級合作」與「共同富裕」，將能量引導至國家建設與民族復興的正道。

第一，堅持與完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小學、大學教育及社會宣傳中，系統深入地開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講清楚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必然性與合理性，批駁各種割裂歷史的錯誤思潮。歷史教材和《清史》修撰應秉持這一原則。通過經濟協作、易地搬遷、混班教學、社區共建等方式，創造更多各民族共居、共學、共事、共樂的社會條件，淡化族群邊界，增進情感聯結。堅決反對和依法打擊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動、極端宗教思想和暴力恐怖行為。同時，也要警惕和反對大漢族主義及任何形式的地方民族主義。

第二，推動「階級合作」與共同富裕，化解社會矛盾根源。許多支援激進網路言論的年輕人，其情緒底色更多是對階層固化、機會不均、生活壓力增大的現實焦慮，而非真正的歷史民族仇恨。化解這股思潮的政策重心應放在制度建設和改革上。政府應繼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範財富積累機制，切實提升基層勞動者和年輕人的獲得感；實施就業優先戰略，針對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創造更多高品質就業崗位，並積極鼓勵創新創業，為年輕人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促進區域和階層協調發展，加大對欠發達地區、弱勢群體的支持力度，取消那些不必要的以民族身份為理由的優惠措施，確保全體人民共用現代化成果。

第三，支持優秀傳統文化復興，滿足合理文化需求。對漢服運動等傳統文化復興現象，應給予合理支持與引導。這並非鼓勵狹隘民族主義，而是滿足人民群眾特別是漢族年輕人對美的追求、對文化根源的探尋、對本土文化自信的建立。這應與弘揚各民族優秀文化相結合，共同豐富中華文化百花園。政府宜加強公共文化服務，支援傳統節日、非遺保護、博物館建設等，讓傳統文化以健康積極的方式融入現代生活；廓清學術與娛樂界限，鼓勵嚴肅的歷史研究、考古工作和分子人類學等跨學科探索（如關於華夏起源的多源融合研究），用科學成果駁斥網路謬論；同時加強對網路上歷史「戲說」、「陰謀論」的監管，杜絕各種胡編亂造的清宮戲、辮子戲和主奴戲，恢復仁義誠信、自尊自強、聰明務實、開放創新的民族性格，實事求是地對待中華民族的共同歷史，防止不良資本通過網路流量解構甚至摧毀中華主流文化。

第四，鼓勵創新發展與科技加速，在面向未來的競爭中凝聚共識。政府宜積極引導，將社會關注點從歷史紛爭引向未來挑戰，大力宣導 「追求技術代差」 的創新精神，鼓勵年輕人投身科技強國事業；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增加研發投入，改革科技評價機制，為青年科研人員鬆綁減負，激發創新活力；營造開放競爭環境，鼓勵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錘煉，支援個人在全球化舞臺上追求卓越。當國家在高科技、經濟、文化等各領域不斷取得突破並屹立於世界潮頭時，全體國民的自豪感與凝聚力將空前增強，歷史虛無主義、民族分裂主義的市場將自然萎縮。

第五，堅定不移地執行「一體多元」的語言政策。推廣普通話是國家語言文化發展的核心舉措，它保障了全國範圍內的有效溝通與社會融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紐帶。我們充分尊重並保護廣東話、客家話、閩南話等地方語言作為文化遺產的獨特價值，支持其在民間生活與文化傳承中合理存續。然而，必須明確普通話在國家公務、教育、傳媒及公共領域的法定地位，杜絕某某方言優越論，絕不容許任何方言弱化或取代普通話的共同語功能，更不能容許基於任何方言的地方主義勢力。社會各界應在強化國家語言統一的基礎上促進文化多樣性，以此鞏固中華民族認同，增強社會凝聚力，共同維護國家團結與發展大局。

第六，堅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反擊境外分化圖謀。高度警惕並有力反擊境外勢力利用歷史、民族、宗教、語言問題對中國進行的分化滲透活動；加強網路空間治理，及時揭露和批駁各種具有政治用意的錯誤言論；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主動講好中國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故事，傳播中華文明包容共生的智慧；大力發展學術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與歐美學界爭奪中國和世界歷史的解釋權和話語權。

「1644史觀」是一種披着歷史外衣的政治危險品。它用片面的歷史敘事製造民族隔閡，其潛在邏輯與導致前蘇聯解體的民族政策錯誤有着相通之處，並易為外部敵對勢力所利用。中國必須從中吸取深刻教訓。所幸的是，中國擁有不同於蘇聯的深厚的歷史基底與文明智慧。「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是在漫長歷史進程中自然形成和鞏固的，其認同基礎在於文化、歷史和共同的命運，堅持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是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根本遵循。

當前網路輿論中的一些情緒，本質上是社會轉型期階層焦慮與文化認同需求的複雜折射。對其的應對之道，絕非陷入歷史民族對立的話語陷阱，而應高舉 「階級合作」與「共同富裕」 的旗幟，通過推動各階層共同發展、支持健康的文化復興、創造公平的發展機會、鼓勵面向未來的科技創新，來實質性解決社會矛盾，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只有堅持符合中道治理的歷史觀，立足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和現實國情，堅定不移地走促進民族團結、共同繁榮發展的道路，中國才能避免重蹈前蘇聯覆轍，凝聚起全體同胞的磅礴力量，最終在本世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伍俊飛是香港紫荊黨總裁，紫荊研究院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