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頴彰

當前，西方主流輿論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往往帶有濃重的「危機濾鏡」與刻板印象。這些敘事大多基於西方自身的經濟周期經驗，試圖將中國經濟當前經歷的結構性調整簡單歸類為「衰退」甚至預言其「崩潰」。然而，這種基於線性思維的判斷嚴重忽視了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深層次範式轉移。這並非一場單純的周期性放緩，而是一次從昔日的「世界工廠」向未來的「全球資本與產能配置中心」進行的歷史性跨越。這種跨越的本質，不再是簡單的商品出口，而是國家經濟能力的整體外溢與全球化佈局。

如果撥開西方視角下「脫鉤斷鏈」的迷霧，從數據層面深入剖析，便會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經濟圖景。儘管中國對美出口份額在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有所下降，但中國對東盟、拉美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中間品出口卻呈現出激增態勢。這現象有力地證明，全球供應鏈並非在剔除中國，而是在進行深度的重組與再造。中國企業正通過「產能出海」與「資本出海」的雙輪驅動戰略，將生產環節主動延伸至全球南方國家，構建起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生產網絡。這種轉變意味着中國正在複製二戰後美國及後來日本的經濟軌跡，即從單純的廉價商品輸出國，蛻變為資本、技術與標準的輸出國。這絕非被動的產業轉移，而是主動的全球價值鏈攀升。中國經濟的真正韌性，正體現在這種將國內過剩的優質產能轉化為全球優質資產的強大能力之中。

然而，隨着中國資本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所面臨的風浪也前所未有地劇烈。如果說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是基於效率優先的自由貿易邏輯，那麼未來的全球化將深受地緣政治博弈與國家安全邏輯的主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再僅僅面臨傳統的市場競爭風險，更面臨着複雜多變的法律陷阱與合規挑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日益頻繁地將法律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武器，構建起一道道無形的圍牆。從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頻繁擴容，到《反海外腐敗法》的長臂管轄威脅，再到歐盟日益嚴苛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供應鏈審查機制，中國企業正面臨着立體化、系統性的合規圍堵。此外，在跨國投資爭端解決、海外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數據跨境傳輸等新興領域，中國企業往往因為不熟悉國際通行的遊戲規則，或者缺乏應對複雜法律鬥爭的經驗，而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這種「制度性防禦」能力的缺失，已成為制約中國資本安全出海、實現高質量全球化的最大短板。

長期以來，香港被定義為連接中國與西方的「超級聯繫人」，其功能主要側重於資金融通與貿易中轉。而在新的歷史時期，香港必須完成自身的戰略升級，從單純的商業中介進化為國家海外利益的「戰略護航者」。香港擁有全球公認的雙語普通法體系，這是國際商業社會通用的「操作系統」。更為重要的是，香港擁有一支高度國際化、精通法律且具備極強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法律專業隊伍。這使得香港具備了獨一無二的雙重優勢：它既能獲得國際社會的信任與認可，又能確切理解國家的戰略需求與企業痛點，從而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架起一座法治的橋樑。

律政司近期成立的法治建設辦公室及其相關的走出去專業服務諮詢委員會，標誌着國家在應對全球化新階段挑戰時展現出了極高的戰略智慧。通過委任頂尖專家組成顧問團，律政司實際上是建立了一支專門保護海外國家利益的專業特遣部隊。由律政司副司長親自領導該委員會，不僅凸顯了特區政府對此倡議的高度重視，更表明政府已將專業服務視為國家方略中不可或缺的軟實力組成部分。

同時，香港應進一步鞏固其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通過積極推廣香港法律作為跨境交易的適用法，並將香港約定為仲裁地，可以確保中國企業在發生商業糾紛時，能夠在一個公平、透明、高效且熟悉的法律環境中解決問題，避免在充滿政治偏見或法律不確定性的外國法庭受審，從而掌握法律鬥爭的主動權。

此外，香港還應承擔起參與全球規則博弈與制定的更高使命。隨着全球南方國家的集體崛起，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面臨着深層的重塑與調整。香港的法律專才應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及新興多邊機制的規則談判與制定工作，將中國的發展訴求與利益主張，轉化為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款，從源頭上增強國家在國際法治領域的話語權與影響力。這不僅是為了保護單個企業的利益，更是為了在國際舞台上維護國家的發展權與制度安全。

中國經濟的轉型是一場波瀾壯闊的遠航，而法律與專業服務則是確保這艘巨輪行穩致遠的壓艙石。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不應僅滿足於做一個被動的服務提供者，而應主動融入國家的大戰略，充分利用自身的法治優勢與國際化特色，為中國資本的全球佈局提供最堅實的制度保障。這不僅是香港經濟尋求新增長點的內在需求，更是其在「一國兩制」獨特優勢下，貢獻國家現代化建設、實現自身長治久安的歷史責任。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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