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頴彰

在探討當代國際關係的深層結構時，必須重新審視那份被視為美國外交政策基石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若結合最新的地緣政治動態，特別是針對特朗普第二任期及其相關戰略報告，不難發現，華府正試圖重啟並強化這項古老的政治遺產。這不僅僅是針對委內瑞拉或格陵蘭的單一地緣博弈，而是一種更為宏大的戰略回歸。

霸權的基因

在主流歷史敘事中，「門羅主義」常被修飾為美洲大陸反抗歐洲殖民的防禦性盾牌；然而，若以嚴謹的學術視角剖析，其本質實為美國統治精英為確立區域乃至全球霸權所構建的一套極具彈性的法律解釋體系，亦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雛形。

追溯至19世紀初，這項主義的誕生並非源於實力的自信，而是源於對自身「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的宗教式執着。1823年，面對歐洲神聖同盟干涉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威脅，以及沙俄在北美西北部的擴張，時任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1758-1831）發表了著名的國情咨文。當時英國外交大臣坎寧（George Canning，1770-1827）曾主動提議英美發表聯合聲明，利用英國皇家海軍的制海權共同抵制歐洲列強。然而，在國務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的極力主張下，美國拒絕了這份盟約。

亞當斯敏銳地意識到，若與英國結盟，美國將淪為英國戰略軌道上的附庸，這違背了開國元勳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關於避免「永久性同盟」（Permanent Alliances）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祖訓。華盛頓曾在卸任告別演說中確立了外交政策的基調：避免捲入歐洲的糾紛。然而，美國意欲建立的並非真正的中立，而是一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換言之，美洲必須是「美國人的美洲」，而非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s）世界的共有地。

門羅的變異

「門羅主義」的演變史，實則是一部美國利用國內法理凌駕於國際公法之上的擴張史。早在1817年，即「門羅主義」正式提出前夕，積遜將軍（Andrew Jackson，1767-1845）便在佛羅里達危機中展示了這種行事邏輯。他超越了聯邦政府的授權，以軍事手段製造了「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強行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戰略要地。這種「先斬後奏」的模式，隨後被門羅政府通過外交手段追認合法。這揭示了一個深層的法律現實：在美國精英眼中，國際條約的約束力遠低於國家利益的擴張需求，法律往往只成為事後為軍事征服進行辯護的工具。

經濟因素在「門羅主義」的異化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1819年的經濟大恐慌暴露了美國早期資本積累的脆弱性，土地投機泡沫的破裂迫使統治階層尋求外部資源來緩解內部矛盾。這種向西擴張的衝動，在第11任總統波爾克（James K. Polk，1795-1849）手中轉化為赤裸裸的領土掠奪。波爾克在1845年提出的推論，將「門羅主義」的防禦性修辭轉化為進攻性的「開戰理由」（Casus Belli），直接導致了美墨戰爭及隨後大片領土的併吞。至此，「門羅主義」已不再是保護美洲國家免受歐洲侵略的盾牌，而是美國在西半球實施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利劍。

隨着19世紀末美國工業實力的飛躍，「門羅主義」的法理內涵發生了質的變異。1895年，國務卿奧爾尼（Richard Olney，1835-1917）在介入委內瑞拉邊界糾紛時，提出了震驚外交界的「奧爾尼推論」（Olney Corollary）。他公然宣稱美國在西半球擁有實際的主權，其命令即為法律。這聲明標誌着美國正式將拉丁美洲視為其後院，並單方面賦予自身在該區域的仲裁權。隨後，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更進一步，通過1904年的「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確立了美國在西半球行使「國際警察權」（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的地位。這種「巨棒外交」（Big Stick Diplomacy）將干涉主義制度化，使拉丁美洲國家的主權在法理上淪為一種「受限主權」，必須服從於華府的戰略偏好。

歷史的重演

這種霸權邏輯並未隨冷戰結束而消亡，反而在當代地緣政治中出現了危險的回潮。2026年1月3日凌晨，美軍在總統特朗普的授權下，對委內瑞拉發動突襲，逮捕總統馬杜羅並將其押解回美。這看似突發的軍事冒險主義，實則是對1989年「正義事業」（Operation Just Cause）的精確歷史復刻。

當年12月20日，時任美國總統老布殊（George H. W. Bush，1924-2018）批准了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兩週內投入27,000名美軍進攻巴拿馬，推翻了該國總統諾列加（Manuel Noriega，1934-2017）。當年諾列加在梵蒂岡大使館尋求庇護十餘日後，正是在1990年1月3日向美軍投降。諾列加隨後被引渡至美國，經歷漫長的刑期後最終在保外就醫期間離世。這預示了馬杜羅結局亦將如出一轍。

另外更值得批評的是「製造共識」的運作機制：回顧當年，儘管聯合國發表了譴責決議，但這些外交辭令最終都淪為無實質約束力的雜音。反觀美國媒體當時在巴拿馬進行的民調，竟顯示有高達92%的當地民眾支持美軍入侵，而美國本土的支持率亦超過70%。這種通過媒體操控實現的輿論合法化，極有可能在此次的委內瑞拉危機中重演，導致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最終在國際社會的喧囂中不了了之。

價值的背叛

當前的地緣政治局勢顯示，所謂的「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或「新門羅主義」，本質上是試圖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重新固化一個封閉的、由美國獨斷專行的西半球安全體系。這種做法與當今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背道而馳。

在二十一世紀，國際關係的基石應當是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強調各國主權平等、對話協商。美國這種將「西半球」視為私有領地的行徑，不僅是對國際法理的公然踐踏，更與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鮮明對比。前者追求的是零和博弈與絕對安全，後者則強調互利共贏與開放包容。美國試圖將「西半球」的概念無限泛化，無理排斥新興大國在該區域進行正常的經貿合作，將其安全邊界推至任何其海軍力量所及之處，這無疑是對人類共同發展權益的剝奪。

在此脈絡下，關於美國可能控制格陵蘭的討論，絕非無稽之談，而是「門羅主義」邏輯延伸的歷史必然。早在1940年代，羅斯福政府便曾將格陵蘭和冰島納入「西半球」的防禦範圍。在北極航道戰略價值日益凸顯的今天，格陵蘭已成為美國維持北大西洋制海權的關鍵節點。

「併購」變「征服」

事態的潛在升級可能始於丹麥與美國一場剛完結的關鍵會談。面對美方鷹派人物，丹麥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最後通牒。據報，美方摒棄「併購」（Acquisition）等商業術語，轉而使用帶有強烈帝國主義色彩的詞彙——「征服」（Conquer）。美方聲稱，為了應對中俄在北極圈日益增強的軍事存在，以及高超音速導彈的潛在威脅，必須在格陵蘭部署全覆蓋的中程攔截系統，並依據「防衛性現實主義」單方面接管該島治權。這種邏輯與二戰前夕軸心國以「生存空間」為由進行擴張的行徑如出一轍：即指責受害者無力自衛，從而賦予侵略者「代為管理」的合法性。

這種極端的單邊主義勢必引發西方陣營內部的嚴重危機。面對美國的領土覬覦，歐洲核心國家如德國和法國以及新加入北約的瑞典，立刻採取行動維護歐洲的主權完整。當瑞典的首個重大軍事任務竟是防範北約盟主美國，當德法兩國的軍事介入標誌着「歐洲軍」概念的實質落地，北極圈將從冷戰時期的對峙前線，轉變為西方盟友間的博弈場。

文明的深淵

美國駐冰島大使亦發出威脅，暗示冰島可能面臨成為「美國第五十二州」的命運。這種視主權國家為私有財產、視盟友為附庸的行徑，徹底撕下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最後遮羞布。

綜觀歷史長河，「門羅主義」的本質從未改變，它是一套服務於美國資本擴張與地緣控制的現實政治工具。從早期的領土併吞到現代的長臂管轄，美國統治精英始終致力於構建一個等級森嚴的國際秩序，其中美國處於金字塔頂端，享有不受制約的行動自由。這種以鄰為壑、將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國主權淪喪之上的做法，暴露了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虛偽性。當「併購」變成「征服」，當「防禦盟友」變成「防範盟友」，「特朗普推論」不僅沒有讓美國更安全，反而將其推向了與整個文明世界對立的孤立深淵。這場圍繞冰雪荒原的潛在爭奪，或許將成為「美式和平」終結的歷史註腳。這亦深切地提醒國際社會：真正的穩定不應建立在單一霸權的肆意妄為之上，而應回歸真正的多邊主義，在尊重主權與多元發展的基礎上，構建一個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