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區漢宗

2002年啟動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歷時二十餘年，三千多萬字的成稿，近十億字的參考史料，至今仍未正式出版。這一事實本身，已經成為中國史學界乃至公共輿論的一個「公開的秘密」。很多人以為是學術能力不足，或史料浩繁難以駕馭，但真正的癥結並不在此，而在於「怎麼寫」的邏輯死結。

清史修纂的困局，折射出的是現代國家構建中三股力量的拉扯：領土法理的現實政治需求、民族記憶的情感張力、以及國際學術話語權的挑戰。這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能三角」，即：實事求是、團結史觀、人的良知——三者無法同時滿足。

筆者將從三個維度展開：一是清史修纂的現實政治意義；二是民族情感與歷史記憶的矛盾；三是新清史帶來的外部挑戰。最後提出一種可能的回應框架。

首先，清史修纂的現實政治意義，涉及清朝版圖與現代中國的法統繼承。明朝的版圖（不含羈縻地區）在東北、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並不完整，而清朝在《尼布楚條約》之後形成了一個1300多萬平方公里的龐大帝國。現代中國對西藏、新疆、東北乃至台灣的法理主權，很大程度上是繼承自清朝。如果否認清朝的正統性，或將其定義為「殖民政權」，則邊疆領土的繼承性會出現漏洞。因此，清史必須被定義為中華歷史的正統朝代，而非異族入侵。這是基於現實地緣政治的剛需。正如有人所言：「把大清比做殖民政權，那麼很多疆域的繼承性得不到認可。」

但也有人以印度為例：印度的疆域很大程度上繼承自英國殖民統治，但印度並沒有謳歌英國殖民者。這說明，領土繼承與政權合法性之間並非必然綁定。印度繼承的是殖民遺產，但在敘事上強調的是民族獨立。這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參照：是否可以在承認清朝疆域貢獻的同時，批判其統治方式？

其次，涉及民族情感與歷史記憶的矛盾。「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無法抹去的民族記憶。在辛亥革命時期，清朝被定義為「韃虜」，推翻它是民族解放的正義事業。但在現代，為了強調「56個民族是一家」，採用了團結史觀。這就帶來了邏輯上的撕裂：岳飛、文天祥在團結史觀下只能被稱為「抗金/抗蒙名將」，而非民族英雄；那麼清初抵抗剃髮易服的史可法、閻應元又該如何定義？更尷尬的是，尚可喜、洪承疇、吳三桂等投降清朝、屠殺同胞的漢人將領，是否也能被翻案為「民族英雄」？

這種認知上的撕裂，讓公眾感到憤怒與困惑。有人直言：「叛徒就是叛徒，民族英雄就是民族英雄，告訴未來事實是什麼，而不是我認為是什麼。」如果為了維護清朝的合法性而過度美化其入關手段，就會解構我們抵抗外侮的道德基礎。這是細思極恐的邏輯陷阱。

美國漢學界的新清史學派，基於滿文檔案提出：清朝成功的關鍵不在於漢化，而在於保持「內亞性」。新清史學派強調清朝的「內亞性」，但這一觀點存在嚴重偏差：它過度突出滿洲與草原傳統，忽視了清朝在入關後迅速吸收、改造並依賴中原制度與文化的事實。清朝的穩定與成功，既源於多元統治策略，也根本依賴漢文化的制度化與合法性建構。

清朝入關後立即恢復並延續科舉制度、儒家禮制、律法體系，這些都是漢文化的核心制度。皇帝尊孔、修明史、編纂《四庫全書》，這些舉措表明清廷主動以華夏文化來穩固合法性。如果僅強調「內亞性」，就無法解釋清朝如何在漢地十八省建立持久統治。

將清朝與中國剝離，容易為「滿獨、蒙獨、疆獨、藏獨」提供理論養分，削弱現代中國的歷史合法性。這種學術話語在國際上可能被利用來分化中國的民族認同。事實上，中原與草原的互動並非清朝獨有，漢唐時期已有類似現象。清朝不僅保持部分草原傳統，也在制度、文化、法律上深度漢化。將兩者割裂為「內亞性」與「漢化」的對立，忽視了歷史的互滲與融合。

如果清朝完全依賴「內亞性」，為何在乾隆時期仍以漢文典籍為治國核心？滿文雖重要，但清朝後期已逐漸邊緣化，說明漢化才是維持帝國長久的關鍵。新清史的論點在時間維度上缺乏解釋力，只能說明清初，而無法解釋清後期的制度運行。

清史修纂可以採用分層敘事：政治層面，承認清朝的正統性，以維護領土法理；學術層面，揭示清朝的多元性，回應新清史的挑戰；情感層面，保留民族記憶的血痕，不抹去屠城與抗爭。對人物與事件的評價，則應當多面呈現。例如洪承疇：既是投降者，也是複雜時代的選擇者。這種多元評價，既避免單一史觀的僵化，也尊重歷史的複雜性。

清史遲遲未出版，正是因為決策層對意識形態安全的審慎。與其倉促定稿，留下漏洞，不如繼續「在修」。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穩妥選擇。清史修纂的爭議，根本原因不在於史料或學術能力，而在於尚未完成對這段歷史的「脫敏」。它離我們太近，近到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仍掛在清史的名下。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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