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彭意婷

「藥倍安心」創科比賽引發的爭議，隨着警方以涉嫌違反《私隱條例》拘捕一名披露資料人士，焦點已從學術誠信問題，轉移至法律界線與「吹哨者」權益的討論。這宗案件驅使我們檢視，在香港現行制度下，當「保護個人私隱」與「揭露潛在不當行為」發生衝突時，法律天秤是如何傾斜，以及這會對社會監察機制帶來甚麼影響。

吹哨者的路徑依賴與困境

在討論法律責任前，必須先理解吹哨者的行為邏輯。在一般情況下，若發現比賽違規或學術造假，最理想的途徑當然是向主辦機構或學校舉報。
然而，現實中的舉報機制往往面臨透明度不足或處理緩慢的質疑。這種無力感在社會各層面皆可見，正如香港熱門電視節目《東張西望》中，許多個案正正是求助者在現有體制中無法得到支援，才需要訴諸媒體或網絡力量，期望透過輿論壓力迫使有關部門正視。當吹哨者認為體制內的申訴渠道無法有效回應，或擔心投訴會被冷處理時，訴諸輿論便成為一種常見的「路徑依賴」。
在本案中，披露者公開涉事學生的對話紀錄與身份資料，其動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佐證指控的真實性。在網絡輿論場中，若無實質證據（如截圖、身份對比），指控極易被視為造謠。然而，正是這種為了「自證其言」而公開他人資料的行為，觸碰了現行法律的紅線。這反映了吹哨者在缺乏完善保護機制下，往往只能在指控被無視與誤墮法網之間作選擇。
警方依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有關「起底」的條文執法，從法理程序而言，是有法可依的。條例的修訂原意，是為了遏止近年泛濫的惡意滋擾與網絡欺凌。
然而，此案突顯了現行法例在應用上的局限性。目前的執法邏輯主要基於兩個客觀事實：一、是否未經同意披露資料；二、當事人是否因此受到傷害（如心理恐慌）。
這種以結果為本的執法標準，在處理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如涉及公帑資助的比賽公平性、醫療程式的安全性）的揭弊行為時，顯得缺乏彈性。現行法律框架在執法層面，並未給予「基於公眾利益的揭露」足夠的緩衝空間。這導致了法律在保護個人私隱的同時，卻間接增加了揭露社會不當行為的法律成本。

寒蟬效應與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這次拘捕行動，或對社會產生一定寒蟬效應。公眾會接收到一個訊息，無論揭露的內容是否屬實、是否涉及公眾利益，只要披露手段涉及個人資料，便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從長遠來看，這可能削弱社會的自我糾錯能力。若缺乏合法的安全通道，知情者在面對違規行為時，可能會因恐懼法律風險而選擇沈默。這對於維護學術誠信、商業道德乃至公共行政的廉潔，均非正面發展。
因此，問題的核心在於檢討制度本身是否完善。為了避免未來出現更多為公義而誤墮法網的悲劇，亦為了維護社會的廉潔與誠信，我們有必要從政策層面改善現時處境：

一、修訂《私隱條例》：引入明確的「公眾利益抗辯」條款

現行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雖然設有新聞採訪等豁免，但對於普通市民揭露不當行為的保障並不明確。政府應審視現行條例，考慮引入「公眾利益抗辯」條款。
若披露者能證明其公開資料的行為，是為了揭露犯罪、欺詐、濫用公帑、公共安全威脅或嚴重不當行為，且披露的程度符合比例原則（即沒有過度披露無關的私隱），則應可作為抗辯理由，豁免刑事責任。這能讓法律在打擊惡意滋擾的同時，為正當的社會監察保留一扇窗。

二、制定全面的《吹哨者保護法》

目前香港缺乏統一的《吹哨者保護法》，現有保障未能涵蓋如學生、義工或公眾人士等更廣泛的持份者。政府應參考其他普通法地區的經驗（如英國《公眾利益披露法》），制定香港的《吹哨者保護法》。
新法例應擴大保障範圍至所有知情人士，為符合條件的舉報提供民事及刑事豁免權，並加入嚴格的反報復條款，禁止機構對吹哨者進行任何形式的報復。透過法律確立吹哨者的正當地位，才能有效消除寒蟬效應。

三、建立獨立且具公信力的第三方舉報機制

吹哨者之所以選擇網上「起底」，往往是因為對體制內的投訴機制失去信心。針對涉及公帑資助的項目（如創科基金、學術研究），應設立或指定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監察機構來接收舉報。
該機制必須嚴格保密舉報者身份，並擁有獨立調查權，而非將投訴轉介回涉事機構自行處理。當體制內擁有一個安全、有效且獲信任的「出氣口」，吹哨者便無需冒險訴諸網絡公審，既能解決問題，又能有效減少網上侵犯私隱的亂象。
如何在保障個人私隱免受惡意侵犯的同時，不扼殺基於公義的吹哨行為，是香港法律與社會制度需要面對的挑戰。只有透過修訂法例、立法保護吹哨者，以及完善監察機制，建立一個既能保護私隱，又能容納合法揭弊的機制，才能避免讓追求真相的人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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