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2025年初，當96歲高齡的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投書德國《南德意志日報》，對美國兩大炙手可熱的人物特朗普和馬斯克發出猛烈抨擊時，這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巨擘再次提醒世界，他所反對的，不僅是具體的政治人物，更是一種日益猖獗的美國精英主義。他將美國政商精英稱為「數字時代的威權人物」，警告一種「新型技術官僚統治」正在威脅美國憲政。這番批評絕非即興的政治表態，而是貫穿其長達七十載學術生涯的一根紅線——對精英主義的徹底拒絕。

哈伯馬斯可能是當代最具反精英色彩的重要思想家。這種反叛並非訴諸民粹的喧囂，而是以德國哲學的嚴謹，構築了一座以「溝通」為核心的理論大廈。他的畢生努力，是要證明一個激進的命題：社會秩序的合法性根基，不在於愛潑斯坦島上的全球精英的共謀，不在於特朗普吹噓的那種領袖直覺，而在於「你」和「我」這樣的普通人的日常交談之中。

反精英主義：在平等對話中建構秩序

哈伯馬斯的反精英主義，首先建立在他對語言的獨特理解之上。在經典著作《交往行為理論》中，他賦予溝通以近乎本體論的地位：語言不僅是傳遞資訊的工具，更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基石。

他的論證極為精妙。當兩個人試圖達成理解時，他們實際上同時關聯着三重世界：客觀世界（事）、社會世界（理）和主觀世界（意）。任何一個有效的溝通，都必須滿足相應的有效性要求：關於客觀事實的陳述要「真實」，關於社會規範的表達要「正當」，關於內心感受的袒露要「真誠」。日常對話中那些看似普通的句子，實際上都同時承載着這三種維度。

這一理論的革命性在於，它將理性從少數精英的壟斷中解放出來。在傳統哲學中，理性要麼是笛卡爾式「我思」的私人財產，要麼是黑格爾式「絕對精神」的神秘顯現。但在哈伯馬斯這裏，理性存在於人與人的之間，存在於對話的往返過程之中。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能夠提出主張、給出理由、回應質疑，就已經是理性的參與者。理性不是精英階層的特殊稟賦，而是我們這些語言使用者的普遍能力。

由此，哈伯馬斯完成了他所謂的「範式轉換」——從「意識」哲學轉向「交往」哲學。這個轉變的政治意涵極為深遠：社會秩序不能由任何個人或集團「代表」普通民眾來設計，而必須由所有相關者在自由平等的對話中共同建構。這對西方傳統代議民主制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

主體間性概念：我們共同建構世界

「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是哈伯馬斯掛在嘴邊的關鍵字，也是其反精英思想的核心哲學基礎。它所表達的觀念看似簡單，卻蘊含着深刻的顛覆性：現代社會的個人，不再僅僅是「我」，而是「我們」，不應追問「我如何認識世界」，而應追問「我們如何共同建構世界」。這也契合了中國先賢孔子所講的「君子周而不比」的思想。

這個轉向把西方哲學從孤獨的認識論困境中解放出來。自笛卡爾以來，西方哲學始終被一個難題困擾：單個主體如何確知外部世界的存在？如何確認他人意識的存在？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已經預設了個人與世界的割裂。哈伯馬斯接受了馬克思的思想，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社會性（Social）的，因此笛卡爾提出的這個問題的前提就是錯的。我們從來不是先作為孤立的個體存在，然後再試圖與他人建立聯繫；相反，我們總是在語言中、在交往中、在共同生活中成為自己。主體性本身就是主體間性的產物。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個人」與「他人」之間，透過語言和理解所產生的共用意義世界，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基礎。沒有這種共用的意義，就沒有社會秩序，沒有道德規範，甚至沒有可理解的自我。從這個角度說，精英主義不僅是不民主的，更是哲學上站不住腳的。當資本用金錢控制學術、媒體和輿論，當技術官僚試圖用數學模型替代公共討論，當政治領袖訴諸直覺而非論理，他們實際上是在摧毀社會的根基——那些只有通過交往才能不斷再生產出來的共用意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伯馬斯提出了一系列至今影響深遠的制度構想：「公共領域」、「交往權力」、「協商民主」、「思想市場」。哈伯馬斯認為，任何政治決策的合法性，最終必須追溯到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間無強制的理性共識，必須在容納公民不同意見的基礎上產生。選舉固然重要，但僅僅四年一次投票遠遠不夠；真正的民主，需要公民在公共領域中持續地表達意見、交換理由、形成共識。用哈伯馬斯的話說，交往權力必須對行政權力形成「逆向導控」。

挑戰精英神話：決定權應屬於普通公民

哈伯馬斯的理論在歐美學術界引發了持久而深刻的震盪。這不僅因為他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更因為他直接挑戰了美國式民主的核心神話——精英競爭。

美國政治傳統深受熊彼特的影響。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熊彼特將民主定義為精英競取領導權的過程。普通民眾的作用，僅僅是每隔幾年在相互競爭的精英集團之間做出選擇。這種「精英民主論」深深嵌入美國的制度設計：選舉人團、獨立機構、司法審查、美聯儲——處處體現着對「大眾非理性」的警惕和對「精英專業能力」的信任。

哈伯馬斯對此的批判是根本性的。他指出，將民主簡化為選舉競爭，實際上抽空了民主的實質。如果公民只能在精英預設的選項中做選擇，如果公共討論的議題和框架都由專家預先設定，如果普通人的日常經驗無法進入決策過程，那麼所謂「民主」就只剩下形式的外殼。更嚴重的是，這種制度安排切斷了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它不再源於公民的交往共識，而是源於技術官僚的操作效率。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伯馬斯的理論被批評者視為對美國精英制度的「摧毀」。他否定了專家可以代替公眾做判斷的合法性，否定了技術理性可以壓倒交往理性的正當性。在他設想的「協商民主」中，專業知識當然重要，但它只能在公共討論中提供資訊，而不能替代公共討論本身。最終的決定權，必須屬於那些承擔決策後果的普通公民。

這一批判在21世紀顯得尤為尖銳。當數字技術巨頭日益掌握定義現實的話語權，當社交媒體演算法取代公共討論，當馬斯克式的技術精英以「效率」為名挑戰既有制度，哈伯馬斯對「數字威權主義」的警告正在獲得新的緊迫性。

「行」與「靈」之問：理想模式難落地

然而，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有其邊界。哈伯馬斯的反精英理論雖然深刻，卻難以回避兩個根本性質疑：一是「行」的問題，即如何將討論結果落地；二是「靈」的問題，即如何應對宗教信仰對理性的抗拒。

先說「行」的困境。哈伯馬斯對公共領域的設計，始終面臨「決策效率」的質疑。當無數普通人都參與討論，當共識需要在複雜議題上反復磨合，決策成本必然大幅攀升。更重要的是，即使形成共識，如何確保共識被有效執行？哈伯馬斯寄望於「法律」作為交往權力與行政權力的仲介，但法律本身也需要解釋和執行，這個過程中又會出現新的權力不對稱。哈伯馬斯的理論描述了理想的溝通程式，卻未能充分說明從「說」到「做」的制度路徑。更重要的是，毫無邊際的社會討論增加了交易成本，導致許多良好的計畫出現爭論不休、議而不決的狀況，大大降低了社會經濟發展效率。在這個意義上，他仍然是一個哲學家，而非行動者。

更具挑戰性的是「靈」的問題。9·11事件後，哈伯馬斯日益關注宗教與現代性的衝突。他的交往理性預設了一個前提：所有參與者都願意以「更好的論據」為唯一權威，但固執己見的人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恰恰拒絕這個前提。對於堅信經文神聖無誤的信徒來說，世俗理性的論證從一開始就缺乏合法性。他們可以參與討論，但討論的目的不是尋求共識，而是宣示真理。在這種情況下，哈伯馬斯式的公共領域如何運作？如果一方根本不承認「更好的論據」可以作為裁決標準，理性共識又從何而來？

哈伯馬斯後期努力回應這個問題。他提出世俗公民與宗教公民應該「互相學習」，宗教語言需要「翻譯」為公共可理解的語言。這種「翻譯」要求本身就隱含了對宗教經驗的削減——那些不可翻譯的信仰內核，恰恰是信徒最珍視的部分。當信仰者被告知需要用世俗語言為自己的信念辯護時，他們已經被迫接受了一套異質的話語規則。在這個意義上，交往理性是否真的「包容他者」，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這兩個挑戰——行動與信仰——共同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困境：理想言說情境的脆弱性。哈伯馬斯深知這一點。他從未聲稱理想言說情境可以在現實中完全實現，而是將其視為一種「規導性原則」，一個我們應當無限接近卻永遠無法完全達到的標準。這一自我設限也使他的理論面臨「烏托邦」的指責：如果交往理性始終只能是「理想」，那它對現實政治的實際約束力究竟有多大？

以人民為中心：普通人聲音進入決策過程

對於正在探索自身現代化道路的中國來說，哈伯馬斯堅守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性原理，即人類是「社會性」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其反精英思想具有特殊的意義。他的理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讓我們理解如何在一個複雜的現代社會中維護普通人的聲音和權利。

哈伯馬斯對精英主義的批判，與前蘇聯解體過程中暴露的問題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照。米洛萬·吉拉斯在《新階級》中揭示的圖景，即革命後出現的「政治官僚階層」如何逐漸脫離群眾、固化特權、最終背離革命理想，不僅是毛澤東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極力避免的，至今也仍是社會主義實踐需要面對的警示。哈伯馬斯的理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考維度：只有當普通民眾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意見能夠真正影響決策，只有當政治和資本的權力始終受到交往權力的「逆向導控」，才能有效防止政治和資本精英的自我封閉和自我擴張，防止愛潑斯坦集團在中國出現。

從這個角度看，哈伯馬斯的理論與中國堅持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存在某種深層的呼應。他的「公共領域」概念雖然誕生於西方語境，但其核心關切——如何讓普通人的聲音進入決策過程，如何防止資本、權力、專業知識成為壓制人民權利的工具——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義。在中國語境中，這一關切可以轉化為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論探索：如何實現普通人對資本和權力的監督制衡，如何建立更多元的民意表達管道，如何在專家決策與公眾參與之間尋求更平衡的制度安排，如何在技術治理與民主監督之間，實現更良性的互動關係。

同時，哈伯馬斯的理論也提醒我們警惕兩種極端：一是前蘇聯式的官僚精英主義，政治權力脫離群眾、自我固化，異化成背離革命初心的「新階級」，最終導致體制僵化，國家瓦解；二是資本精英主義，經濟權力擺脫社會監察，甚至主導政治議程，最終導致貧富懸殊，社會分化。當然，哈伯馬斯對「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的分析——權力和貨幣這兩種媒介如何侵蝕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交往——對於理解當代社會的結構性風險，提供了寶貴的分析工具，但是他始終沒有找到制衡精英統治的政策和制度良方。

因此，哈伯馬斯的理論不能簡單移植。他的「交往理性」建基於歐洲啟蒙傳統，他的「公共領域」預設了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對於中國的現實問題，我們需要的是創造性的理論轉化，而非機械的概念套用。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何在社會治理中真正尊重普通人的意見和利益，如何防止精英階層蛻變為權力特權，如何讓「人民當家作主」不再停留在原則層面，而是落實為制度實踐，落實為老年農民手中的退休金，落實為打工人的權利和尊嚴——這些問題，是任何追求社會主義價值的社會都無法回避的。

哈伯馬斯的革命：哲學是守護希望的永恆努力

哈伯馬斯的反精英思想，是一場溫和卻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哲學革命。他沒有走上街頭振臂高呼，而是在書齋中用數百頁的著作構築理論體系；他沒有簡單地否定專業知識的價值，而是努力為專業知識找到在民主政治中的恰當位置。然而，他的理論鋒芒是真實的：他戳穿了包括公務員在內的技術官僚的中立神話，揭示了精英政治的內在悖論，恢復了普通人作為政治合法性最終來源的尊嚴。

他的思想無疑存在局限。如何在「說」與「做」之間建立更堅實的橋樑，如何在理性共識與宗教信仰之間找到真正的包容之道，至今仍是未完成的課題。然而正如哈伯馬斯自己所承認的，哲學從來不是提供終極答案的事業，而是保持問題意識、守護理性希望的永恆努力。

在這個意義上，哈伯馬斯仍然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性原理，強調人的社會性本質，維護普通人的權益。他的聲音提醒我們，任何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終不能靠精英的善意或效率來保證，而公民之間的理性對話有助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從「我思」到「我們說」，從「精英代表」到「主體間性」——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思想和制度轉型。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總裁，紫荊黨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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