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沛航

對於以中文獲取信息的大多數讀者而言，前沿科技顯得格外遙遠。主流媒體的科技報導往往聚焦於創始人的個人故事、資本市場的成功傳奇，或是消費產品的體驗測評，而對科技原理與制度影響的深入分析甚少。

一些從業者偶爾會在自媒體上發表技術文章，但由於缺乏成熟的編輯與傳播平台，許多有洞見的觀察難以進入更大的公共討論空間。這些知識與經驗沒有被系統整理，於是在海量資訊中迅速消散。從科技史的角度看，這種情況往往會影響一個社會理解並誕生新的技術的能力。歷史證明，科創中心的興起幾乎都伴隨着活躍的公共知識生態，或能給香港提供一些借鑒。

中文科技評論不如英文世界豐富

如今我的工作，需要每天關注全球前沿科技動向，尤其是解讀中國的科技發展。但一段時間下來，我逐漸感到一種落差：以中國作為科技大國的體量與投入而言，中文世界中可供閱讀的科技評論，遠不如英文世界豐富。即使在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微信公眾號和網路論壇上，相當一部分中文內容仍是翻譯或直接改寫外媒分析，真正具有獨立觀點與原創判斷的文章並不多見。在和外部世界更加聯通的香港，情況也相似。

我曾詢問幾位長期研究相關領域的學者朋友，竟沒有人一時間想起來，有哪篇媒體文章可以做到深入淺出地講明白不同人工智能背後的技術邏輯。大家好像坐進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但令人擔心的是，多數乘客並不清楚列車行駛的目的地。

公共知識生態活躍有助創科發展

1960年代，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正推進得如火如荼。當時的科學家意識到，把人類送上月球除了需要尖端工程能力之外，也是一項涉及整個社會的系統知識工程。1968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立了勞倫斯科學館（Lawrence Hall of Science）。這個機構和著名的勞倫斯國家實驗室（Lawrence National Laboratory）不同，它是一個專門面向公眾的科學教育中心，如今仍矗立在伯克利的半山上，俯瞰整個舊金山灣區。

這一時期，美國聯邦政府大幅提高科學與工程教育的投入。學術界、教育界與出版界也開始通力合作，大量科學教育課程、公共講座與科普出版在這一時期迅速湧現，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科學教育浪潮。伯克利的勞倫斯科學館編寫了大量數理教材，並為全美教師提供科學教育培訓。於是，擁有了勞倫斯國家實驗室和勞倫斯科學館的伯克利，不僅成為了前沿科研的重鎮，還成為全美K-12科學教育的「黃埔軍校」。

社會文化力量參與孕育硅谷精神

變化很快在統計數據中體現出來。1960年，美國每年約有9萬名學生獲得科學與工程本科學位；到1980年前後，這一數字已上升至20萬人以上。在這一代學生的教育歷程中，相當一部分人使用過勞倫斯科學館編寫的教材與讀物。這批受過工程與科學訓練的畢業生很快成為美國資訊科技產業的重要人才來源。他們逐漸在舊金山灣區匯聚，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中心，也就是後來為人熟知的硅谷。

硅谷公共知識生態的形成，離不開社會文化力量的參與。在勞倫斯科學館成立的同一年，斯圖爾特·布蘭德在灣區南部創辦了《Whole Earth Catalog》（《全球概覽》）。當時的南灣還是一片剛剛逐漸聚集起研究機構與電子公司的地區，與伯克利隔海相望。這本雜誌的發行將工程工具、計算機技術與社會思想連接在一起，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向讀者介紹最新知識，同時鼓勵他們動手實踐。很快，《Whole Earth Catalog》在灣區不斷增長的工程師與科研人員中流行開來。

多年之後，史蒂夫·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畢業演講中回憶說，《Whole Earth Catalog》幾乎是他那一代人的「聖經」。在搜索引擎誕生之前，這本刊物為許多人提供了一個分享知識與經驗的平台，也在無形中孕育了後來的互聯網文化。喬布斯演講中最廣為流傳的一句話——「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正是出自《Whole Earth Catalog》的卷尾語。今天，這句話幾乎已成為硅谷精神的象徵。

中文很少成為前沿科技討論語言

今日人工智能的版圖上，中國的崛起絕對不容小覷。中國在電力基礎設施的規模和穩定性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這對發展人工智能算力尤為重要。從外界觀察，這或許是中國最先被看到的結構性優勢之一。

然而，關於電力與算力關係的公開討論，卻沒在中國首先出現，而是發端於大洋彼岸的硅谷。從2023年底到2024年初，馬斯克、黃仁勳、山姆·奧特曼等科技領袖先後公開談及能源對算力發展的制約。藉由他們的巨大傳播力，相關討論迅速擴散，最終傳回中文世界。換言之，我們對中國技術條件的理解，很多時候仍要依賴外部話語提醒與校準。這個中文環境當中的信息盲點，值得引起重視。

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工程師，同時也培養了數量龐大的STEM專業畢業生。中國每年的專利申請量約為160萬件，遠高於其他國家。在Nature Index所統計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中，中國學者近年來的發文量也已超越美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關鍵的科技議題往往首先在英語世界形成，中文很少成為前沿科技討論的主要語言。

中文公共媒體長期缺乏科學佳作

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中文公共媒體中長期缺乏持續、準確且可讀的科學寫作。當知識轉譯的工作缺位時，社會往往難以形成對前沿技術的深刻理解，公開討論也就無的放矢。這種對話空間的不足最終會對科技發展本身形成隱性的制約。

在人工智能快速演進的今天，學生其實缺乏能夠幫助他們理解相關概念的閱讀材料。學校的科學教育也難以找到合適的文本去培養下一代閱讀、理解與分析前沿技術的能力。隨着技術日益深度介入日常生活，對技術知識的獲取、理解與有效運用，正逐漸成為公民參與社會的重要前提。公共科技寫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遠比表面看來更加關鍵。

有人或許會認為，中國政府體系本身擁有規模龐大的內部參考系統，足以為決策者提供前沿科技資訊，因此公開討論的不足未必構成真正問題。然而歷史經驗顯示，封閉的信息體系很難替代開放社會中的知識競爭。

公共科技寫作促進保持創新活力

冷戰時期的蘇聯曾匯聚世界一流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在物理、數學和航天等領域取得過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技術討論大多局限於體制之內，公共知識空間相當有限。這樣的制度安排雖然可以支撐若干重大工程，卻很難孕育出持續擴散的創新文化。於是，當資訊技術與互聯網產業在1990年代後興起時，前蘇聯加盟國的封閉生態便被更加開放的美國遠遠甩開。

由此可見，公共科技寫作並不是技術發展的附帶現象，而是創新生態的一部分。它讓不同視角得以彼此校正，不斷讓社會對技術變化形成更新更廣泛的理解。許多科創中心之所以能保持長久的創新活力，往往也與開放而活躍的公共知識文化密不可分。

香港多重資訊交匯有利知識轉譯

在中文公共討論仍有空間的地方，香港是否可能承擔起某種知識轉譯與對話的角色？科技評論或許正是一塊尚未被充分開發的領域。

首先，香港長期處於多重資訊網絡的交會點。人們能同時接觸中國內地與海外的科技動向。許多中國科技企業往往以香港作為對外拓展的窗口，而香港與內地的深度融合，也使香港更易連接到內地湧現的人工智能與智能製造企業。這種位置帶給香港一種特殊的理解優勢。不同語境中的技術討論可以在此互相對照，形成更完整的視角。若能將這些觀察整理為穩定的公共文本，香港完全可能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技術對話的重要節點。

其次，是人。近年隨着香港人才政策推行，不少在內地或海外受訓的科技從業者來港工作或創業。這些人掌握着第一手的產業經驗與問題意識，同時也需要向投資者與社會解釋自己的技術。若有合適的平台與編輯支持，這一批「科技高才」完全可以成為科技寫作的重要作者群體。一些香港高校也開始意識到社會理解科技的需求。在人工智能治理、數據倫理以及產業政策領域，相關研究正在逐漸積累，一批新的智庫和研究中心浮現。如果這些機構可以組織轉譯科學研究或介紹技術發展到公共領域，不僅有助於公眾理解科技，也能讓市場決策建立在更穩固的知識基礎上，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

善用制度優勢建立科技交流平台

第三，是制度與語言環境。香港保有相對寬鬆的輿論空間和成熟的出版產業，又具備「兩文三語」的語言環境，能同時給中英文寫作者提供發表和交流的土壤——這種條件在全世界都不多見。香港的媒體大可以大大方方向內地和海外的學者和行業專家約稿，輔助他們在香港發布力作。這對於學界、業界、政策屆和香港本地生態，是滿盤皆贏。

和其他的科創中心相比，香港未必會成為最大的實驗室和流水線，但完全有機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科技交流平台。如果能善用制度優勢，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建立一個持續生產科技評論的公共空間，香港將不僅參與科技發展，也將參與塑造人們理解技術的方式。這或許也將極大豐富香港在中國深化對外開放、培育新質生產力大局中作為「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的內涵。對於中文公共科技寫作，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幸事？

作者李沛航是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劍橋大學經濟與社會史碩士，現在本港一家跨國策略諮詢公司任地緣商業諮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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