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區漢宗

2026年3月14日，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尤爾根·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逝世，標誌着一個思想時代的落幕。在96年的人生旅程中，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旗手留下了橫跨哲學、社會學、法學和政治學的龐大理論體系。面對這份沉甸甸的思想遺產，任何形式的「回應」都顯得既必要又艱難。作為深受其「公共領域」與「交往理性」概念啟發的後來者，筆者試圖站在當下的歷史節點，回望哈伯馬斯為我們開闢的思想路徑，並探討：在一個被演算法、極化與後真相困擾的數字時代，他的思想究竟是已然失效的「理想言說」，還是我們仍需堅守的理性座標？

要回應哈伯馬斯，首先必須理解他對現代性的獨特辯護。哈伯馬斯的工作可以被概括為對現代性進行一種「辯護式的批判」。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展開深刻批判。在《交往行動理論》中，他揭示了現代性發展中的危險趨勢：原本應作為媒介的貨幣與權力，正在越界侵蝕人們的「生活世界」，導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經濟系統與官僚系統用冰冷的規則取代了人與人之間通過溝通產生的意義、認同與團結。

但哈伯馬斯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在批判現代性的同時，堅決捍衛現代性的規範內涵。他與受尼采、海德格爾影響的福柯、德里達等後現代主義者展開了激烈論戰，批判他們的非理性主義傾向。在哈伯馬斯看來，後現代主義在否定工具理性的同時，連同理性本身、連同啟蒙關於自由與正義的承諾也一併拋棄了，這無異於「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他因此提出了那個著名論斷：現代性——一項未竟的事業。

這種在雙重戰線上的作戰姿態，對我們今天極具啟示。我們既面臨着資本的無限擴張對公共生活的侵蝕，也面臨着後真相時代對「事實」本身的虛無主義消解。哈伯馬斯提醒我們，批判不能走向犬儒，解構必須伴隨着重構。理性的問題不在於理性本身，而在於理性的單向度化。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放棄理性，而是啟動一種更完整的理性。

如果說「公共領域」是哈伯馬斯早年診斷社會的關鍵字，那麼「交往理性」就是他為此開出的藥方。面對傳統意識哲學中孤立的、主體性的理性觀，哈伯馬斯提出了範式轉換：從「主體性」轉向「主體間性」 。交往理性的核心在於，不再將理性視為單個主體對客體的控制能力，而是視為不同主體之間通過語言達成相互理解的潛能。任何交往行為都內在地包含着三個有效性要求：陳述的真實性、規範的正當性以及表達的真誠性。當我們說話時，實際上已經在承諾我們可以為這些主張提供理由。這正是哈伯馬斯商談倫理學的基石。

有人批評這種理論過於「理想化」，認為現實中的溝通充滿了權力不平等，所謂「理想的言說情境」只是烏托邦。對此，我們的回應是：哈伯馬斯的深刻之處恰恰在於，他提出的是一個「反事實的預設」。這與儒家傳統中的「好學」高度契合。它不是一個描述性的現實，而是一個規範性的方向。即便在權力扭曲的對話中，我們之所以能指責對方「不講理」，恰恰是因為我們共用着「講理」的標準。在情緒取代論證、立場先於事實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是嘲笑理性對話的脆弱，而是更需要捍衛那個「更好的論據發揮力量」的空間。哈伯馬斯的信念在於：理性的對話是人類自我救贖的唯一路徑。

哈伯馬斯的理論並非凝固在20世紀。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仍對數字時代的公共領域變化做出了診斷。2023年，他以近百歲高齡出版了《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如果我們將1962年的成名作視為對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興衰的歷史考察，那麼這部晚期作品就是對數位平台支配下的公共領域的病理學分析。

哈伯馬斯發現，數位平台看似帶來了交流的便利，實則製造了無數個封閉的「回聲室」和「資訊繭房」。演算法的邏輯取代了公共辯論的邏輯，流量成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情緒化的標籤取代了理性的論證。原本應該向所有公民開放的公共領域，正在碎片化；原本應該通過討論形成公共輿論的過程，正在被資料操控所瓦解。這不僅是技術的轉型，更是公共性的危機。

這對我們每一位參與公共言說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評論不是獨白而是對話；評論員要在公共領域為「不在場者」發言，追問：「這場輿論狂歡掩蓋了誰的沉默？」——要守護語言的理性品質，示範什麼是基於事實和邏輯的公共言說。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我們更需要「有責任的自主性」，即那種既強調自願參與，又強調自覺論證的理性精神。

哈伯馬斯生前對中國文化傳統抱有很高的期待。哈伯馬斯希望亞洲學者能像他處理歐洲文化傳統那樣，對自己的文化傳統作深入系統的學術梳理，挖掘出可與歐洲文化對話、比較的資源。他並非希望我們簡單地套用他的理論來解釋中國，而是希望我們帶着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參與到這場全球性的哲學對話中。

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深思。儒家傳統中強調的「好學」、強調在人際關係中界定自我的觀念，與哈伯馬斯的「主體間性」有着深刻的呼應。中華文明如何從自身的傳統資源中，提煉出能與「交往理性」相映照或相補充的思想？如何在強調「和諧」的同時，容納理性的論辯與批判？這不僅是哈伯馬斯留給我們的問號，更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重要課題。

哈伯馬斯的一生，是踐行「批評者」而非「局外人」的一生。他與波普爾論戰，與伽達默爾論戰，與福柯論戰，與羅爾斯論戰。他之所以不知疲倦地論戰，是因為他堅信：論證比謾駡更有力量，對話比對抗更能持久。今天，當我們面對一個日益撕裂的世界，面對那些不再試圖理解、只想站隊表態的言論場，回望哈伯馬斯，我們並非要尋找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案，而是要繼承他那份「在批判中守護希望」的信念。他告訴我們，即使理性的聲音在嘈雜中顯得微弱，即使共識的達成困難重重，但只要人類還試圖通過語言來協調彼此的行動，那個關於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的承諾就依然有效。

正如他所言，我們要做一個思考的參加者，而不做一個保持距離的觀察者。在這場由他開啟、但遠未結束的理性對話中，我們每個人都是續寫者。因為，現代性這項未竟的事業，終究需要我們通過自己的言與行，去接力完成。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媒體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