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陳嘉華

3月17日，黃大仙竹園北邨的斜坡上，一家八口野豬在麵包的引誘下走向生命終點。六隻幼小野豬與牠們的父母，原本只是平常活動，卻在人類的刻意引導下，迎來了集體死亡。這一幕令人心痛，更令人深思：當我們用食物換取信任，再用這份信任奪取生命，所謂的「人道毀滅」，究竟是「人道」，還是「毀滅」？

問題一：「人道毀滅」——是手段的命名，還是良心的安撫？

漁護署將行動稱為「人道處理」，也即大家所理解的「人道毀滅」。然而，什麼是「人道」？是讓動物在不知不覺中死去，還是讓牠們在信任人類的瞬間被背叛？當工作人員以麵包為餌，將野豬一家引誘至斜坡，再發射麻醉槍制服，最後進行「人道毀滅」——這過程中所展現的，究竟是對生命的尊重，還是對生命的操控？

如果「人道」只是死亡方式的無痛，而非對生命尊嚴的考量，那麼這個詞彙便成了一種技術性的修辭，而非道德上的承諾。真正的人道，不應始於殺害的瞬間，而應始於我們如何定義與野生動物的關係，以及我們願意為共存付出多少努力。

問題二：「誘捕」——當執法需要欺騙，底線在哪裡？

這次事件中最令人不安的，並非殺害本身，而是殺害前的那場誘捕。野豬並沒有主動攻擊人類，牠們只是在平靜活動，卻被刻意引導至預設的陷阱。這種以欺騙為手段的執法方式，將動物視為需要被「解決」的對象，而非值得被對待的生命。

當我們接受以誘捕作為合法手段，我們實際上是在接受一個邏輯：只要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不擇。這條底線一旦退讓，未來還有多少「問題動物」會在這套邏輯下被處理？更深的問題是：一個需要靠欺騙來執行的政策，本身是否已經偏離了正當性？

問題三：「安全」——誰的安全？以什麼為代價？

誠然，香港曾經發生野豬襲擊市民的事件，包括有人被咬傷送院。市民的安全，是政府必須守護的底線。但問題在於：安全是否只能透過消滅「問題源頭」來達成？當我們將野豬視為威脅，是否同時也放棄了其他可能性？

目前，漁護署對市區出沒的野豬主要採取「捕捉及人道處理」政策，取代了以往「捕捉、避孕／絕育、放回」計劃。署方認為野豬滋擾問題逐步得到改善。然而，所謂「改善」是以什麼為標準？如果「改善」指的是野豬數量的下降，那麼撲殺無疑是最直接的手段。但如果「改善」指的是人與野生動物的和諧共存，那麼單純的撲殺便顯得短視。真正的安全，不應建立在消滅所有潛在威脅之上，而應建立在理解、預防與共存的機制之中。

問題四：「共存」——我們準備好付出了嗎？

野豬進入市區，根源在於城市發展不斷蠶食牠們的棲息地，加上部分市民餵飼，改變了牠們的覓食習慣。牠們並非主動挑釁人類，而是在人類主導的世界中尋找生存空間。當牠們的生存與人類的安全產生衝突，責任不應只落在動物身上。

加強公眾教育、妥善管理垃圾、建立預警機制、推動科學化的族群控制——這些都是比誘捕後撲殺更費時費力的選項。它們代表着一種態度：我們願意為共存付出成本，而非將所有問題簡化為「清除」。從基礎教育開始培養與自然共存的意識，讓市民了解如何應對野生動物，是減少衝突的根本之道。這需要時間、資源和耐心，卻是文明社會應有的擔當。

最後的問題：一座城市的良心，藏在怎樣的答案裏？

一家八口野豬的遭遇，不應只是短暫的新聞熱點，更應成為城市治理反思的契機。文明的尺度，恰恰體現在我們如何對待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生命。

當麵包成為誘餌，當信任換來背叛，當「人道」成為「殺害」的修辭，我們必須追問：這座城市，究竟要成為怎樣的所在？是效率至上、以清除為手段的機器，還是願意為共存付出努力、對生命懷有敬畏的家園？答案不在政策文件裏，而在每一次斜坡上的選擇中。

作者陳嘉華是香港餐飲行業協會會長，香港內地餐飲業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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