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冠麟

適齡人口持續下跌，學校面臨生存危機。輿論習慣將殺校簡單歸因於「適齡人口下降」，彷彿這是一場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然而，從公共行政的視角審視，卻見當中或涉將「屠刀政策」選擇性包裝成無可奈何、客觀必然的情況。「誰被殺」的邏輯，或者「讓誰生存」的背後邏輯，真的如此不可逆轉？

開班線是汰弱留強的治理技藝

筆者第一憂思，是政府是否將普及教育視為應與市場緊密掛勾的服務？教育局去年公布中小學未來規劃方案，包括調整中學一年級開班線，由25人逐步增至29人。當局提高中學開班線，表面上是在「優化資源」，實質上是在重塑整個教育場域的遊戲規則，在結構上產生「汰弱留強」的結果。這種結構性制約，迫使學校必須按照市場邏輯競爭生存，而這正正符合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

若要理解教育局如何在殺校政策中建構出「汰弱留強」的場域，我們可以借助Giddens的理論來拆解當中的「規則」與「資源配置」。Giddens指出，「結構」並非外在於行動者的客觀實體，而是由行動者在日常實踐中不斷生產與再生產的規則與資源系統。換言之，政府作為教育場域中最具權力的行動者，其政策選擇並非被動回應人口變化，而是透過制度設計，持續塑造學校的生存條件與競爭邏輯。

以「開班線」為例，教育局逐步將中一開班人數由25人上調至29人，表面上是基於「資源運用效率」的技術性調整，實質上卻是在重構學校生存的結構性門檻。這一數字並非自然法則，而是政府設下的規則。當開班線被提高，收生不足的學校便自動跌入「不達標」的類別，面臨縮班、合併甚至殺校的命運。政府在過程中無需逐一點名，便能透過這套數字規則，將「誰該被淘汰」的決定隱藏在客觀數據背後，形成一種治理技藝。

名校累積文化資本變得更強

較早前筆者評論一名假校長時，曾經引用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資本的形式》，本文再次用之。Bourdieu提出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指知識類型、技能、教育乃至任何可讓個人在社會上獲得較高地位的優勢。將上述兩位社會學家的理論結合對讀，即可見到在香港教育結構化的過程中，有些學校因為綜合因素，無力為學生積累「文化資本」，在結構化情況下被迫面對淘汰。長洲官立中學於上學年獲核准開辦兩班中一，本學年則僅獲准開一班，即為顯例。

更具結構性影響的是，這套規則並非中立地適用於所有學校。學校的生存能力並非僅取決於當下的辦學表現，更深受其歷史累積的「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影響。相對而言，「名校」憑藉歷史傳統、校友網絡、家長階層等積累的「文化資本」，即使在收生下跌的大環境中，仍能憑藉其品牌效應吸引優質生源，形成「強者愈強」的良性循環。相反，服務基層社區的學校，儘管教學用心，卻因為缺乏這類文化資本，在開班線的規則下首當其衝。新近再度被熱議的鮮魚行學校，在照顧學生上不遺餘力，教學用心，但亦是為制度所邊緣，自陷於結構底層，再次面對橫在頸上的斬殺線。

儘管香港實施普及教育，但學童家庭經濟社會地位，仍影響教育結果。學生家長如能控制因子，比如提供額外優質教育資源、課外輔導機會等差異，即使在同一所學校當中，基層學生仍然要極度努力，才能「被看見」，達到突破「無形天花板」的效果。在更廣的層面，基層學校多收基層生源，也讓基層學校在結構化的過程中，自陷於無形天花板之下。

別讓市場邏輯取代教育公平

當負責教育的決策局認為，少子化是社會不可逆的自然生態，單純讓數據代表自己調整「斬殺線」，等於坐視這種結構化問題在學界蔓延。其實，Giddens作為結構化理論的提倡者，正正提醒我們「結構」並非不可改變的宿命，行動者（包括政府）有能力反思並改變規則。

Giddens的理論也在提醒我們：結構雖然具有約束性，但並非不可改變。政府在這裏並非被動的旁觀者，而是規則的制定者與資源的分配者。當教育局選擇以「人口結構不可逆」為由，拒絕調整開班線、拒絕為基層學校設立保底機制，實質上就是在積極地再生產一個有利於「強者」的場域。這種「不干預」本身，讓「市場邏輯」取代「教育公平」，成為決定學校存亡的終極標準。如果政府選擇被動，能救而不救，甚至助長「贏家通吃」，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的、具有結構性後果的選擇。

因此，所謂的「汰弱留強」，並非自然演化出來的結果，而是政府透過開班線、資源分配、評核機制等政策工具，在制度層面上系統性地建構出來的結構現實。要打破這種結構，政府必須承認自身作為結構化行動者的角色，主動改變遊戲規則，而非將責任推給「少子化」現象。

香港未來的學位規劃存在變數。長此下去，可以預見未來需要接受普及教育的長洲學童、東區學童，只能出城到其他地區就學。此非危言聳聽，以前村校式微，今日即使被以前視為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基層學校，亦將步此後塵。筆者展望，隨着北部都會區發展，新界西北如元朗區人口將會增加，這並非因為出生率上升或新移民湧入所致，而是既有的人口流動結果。這亦意味其他地區的人口將會減少，形成此消彼長關係，令18區人口分佈改變。當局須密切追蹤這一變化，合理規劃。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