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伍俊飛

在霍爾木茲海峽的硝煙與全球能源市場的劇烈震盪中，2026年3月的世界秩序走到了一個決定性的十字路口。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將本輪美伊衝突定義為「帝國霸權的終極決戰」，並警告美國若戰敗，它將重演1956年英國的蘇伊士運河（蘇彝士運河）噩夢。達利歐將目光鎖定在霍爾木茲海峽，認為伊朗作為全球少有的反秩序節點國家——不受美元體系完全控制、扼守能源咽喉、與中俄存在結構性合作——已成為美國維持單極霸權的必除目標。

達利歐的核心論點極具震撼力，稱如果美國無法掌控霍爾木茲海峽的交通流量，這將構成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他複盤了1956年的歷史：彼時英法為奪回蘇伊士運河控制權對埃及發動軍事冒險，最終在美蘇的聯合施壓下慘敗。這一事件被公認為大英帝國全球影響力不可逆衰落的里程碑，英鎊的儲備貨幣地位隨之徹底崩塌。

達利歐認為，當前的美國與當時的英國高度相似：財政過度擴張、債務高企、國內矛盾激化，試圖通過軍事手段維持對關鍵水道的控制，本質上是一場霸權衰落期的被動豪賭。他警告，若伊朗仍保有對海峽通行權的談判籌碼，全球資本與盟友的信任將迅速向勝利者聚攏，而這一次，勝利者不會是西方。

我們中國人必須在此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達利歐是一位卓越的周期理論家，但他首先是西方資本世界的務實投資人。他看到了美國衰落的終局，卻簡化了權力交接的過程。對於立志民族復興的中國人而言，若全盤接受達利歐的結論，則可能陷入一種危險的戰略錯覺。

達利歐看到了舊秩序的崩塌，卻未能為中國指明新秩序的建設路徑。歷史的一般規律表明，霸權轉移的鏈條大體上遵循「生產領先 → 貿易領先 → 貨幣地位上升 → 金融霸權確立 → 政治霸權最終確認」順序原則。 在這一時間線和邏輯鏈中，中國剛剛完成前兩步，卻在最關鍵的一環即獲取國際金融主宰能力方面尚處劣勢。美國或許正在重演英國的悲劇，但中國遠未到接替霸權席位的歷史節點。我們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中美航母艦隊的直接碰撞，而是來自華爾街設置的一條又一條無形的金融絞索。

1956年的英國與2026年的美國雖處境相似，但存在一個顯著差異：1956年，金融霸權已經牢固地掌握在美國手中；而2026年，中國尚未取得這一關鍵性武器。

在蘇伊士危機中，美國之所以能「和平地」接管英國的霸權，是因為早在1913年，紐約證券交易市場的市值就已超過倫敦；1925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比已首次超過英鎊。美國是在擁有了堅不可摧的金融基礎之後，才在蘇伊士危機中給了英國最後一擊。今天的中國雖然擁有全球最龐大的製造業體系和貿易網路，但在金融戰場上，我們仍處於防禦地位。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比依然在低位徘徊，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我們就會誤以為「美國戰敗即中國自動勝出」，這種線性思維極其危險。

要理解中美博弈的實質，必須摒棄陰謀論和單純的軍事對決論，回歸世界經濟史的長周期視角。過去500年的世界霸權更迭史就是一部指導我們行動的教科書。

16世紀的西班牙憑藉美洲白銀的開採權，掌握了國際貿易的硬通貨，取代了以傳統商業貿易為主的義大利城邦，躍升為歐洲霸主。白銀就是當時的「終極貨幣」，誰控制了鑄造和流通，誰就掌握了世界霸權。

17世紀的荷蘭並非因為擁有無敵艦隊而成為「海上馬車夫」，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其在航運、倉儲和金融制度上的創新（如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了最高效的生產和貿易體系，積累了巨額資本，才有能力供養海軍去挑戰西班牙的霸權。

19世紀的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在生產力絕對領先的基礎上，英國推行自由貿易，並建立了以英鎊為中心的國際金本位制。當金融霸權鞏固後，即便在軍事上面臨新興列強的挑戰，其霸權依然延續了百年。

進入近現代以來，戰爭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古代，征服戰爭可以直接掠奪土地和人口，建立帝國，但在核威懾與全球化的現代，戰爭更多時候是霸權的「催化劑」和「護航者」，而非「締造者」。兩次世界大戰雖然摧毀了舊有的歐洲帝國，但最終接過權杖的美國，早已在生產、貿易和金融領域做好了萬全準備。戰爭只是臨門一腳，而非全過程的努力。

這就揭示了一條鐵律：金融霸權是政治霸權的「壓艙石」和「最後確認書」。沒有金融霸權支撐的軍事行動，往往只是消耗國力的迫不得已的最後選擇。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但直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美國才完成了對英國的「霸權補刀」。這12年的時間差，恰恰是金融實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必要沉澱期。

對照上述歷史座標，中國目前處於哪個階段？實際上，我們才剛剛完成了第一和第二步（生產領先、貿易領先），正在向第三步（貨幣地位上升）艱難邁進，距離金融主宰和最終的政治主宰尚有漫長的征程。

急於謀求世界主導權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危險，並非缺乏航母戰鬥群的實戰經驗（這可以通過時間彌補），而是來自西方集團潛在的「金融核打擊」。 俄烏衝突中，美歐將俄羅斯剔除出SWIFT系統、凍結其海外資產的「金融核彈」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對於高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的中國來說，這種制裁的破壞力將遠超軍事衝突。

然而，更令人憂慮的是中國金融界的現狀。中國金融界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和「觀念內鬼」問題。許多金融從業者或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或出於對西方經濟學教條的盲目崇拜，或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資本外流、海外資產配置），在潛意識裡甚至行動中普遍反對中央政府的「去美元化」戰略。他們將資本項目開放視為唯一真理，將外匯管制視為落後標誌，實際上是在為中國追求金融主導權設置認知障礙。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有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主導者。我們實行的是財政金融綜合平衡政策，這意味着我們不能像當年英國那樣通過私人銀行的冒險去推動國際化，也不能像美國那樣通過開放的資本市場吸納全球資本。我們必須走一條獨特、穩妥的道路。

剛完成工業化的中國，資本積累仍是重中之重。一旦盲目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資本大規模無序外流，我們將重蹈一些拉美國家的覆轍，淪為國際金融資本的「韭菜田」。因此，現有的外匯管制和ODI（境外直接投資）審批制度，在現階段不僅不能廢除，反而需要進一步紮緊籬笆。

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悖論：要獲得金融主宰權，就必須讓人民幣國際化、讓資本自由流動；但為了金融安全，我們又必須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如何破解這個困局？

面對上述悖論，中國金融業需要的不是急躁冒進的全盤開放，也不是固步自封的消極防禦，而是一種極具想像力的制度安排——「貨幣雙軌制」。所謂雙軌制，核心思路是「老城不改，另建新城」。在廣袤的內地主體，繼續維持當前的人民幣（包括數字人民幣）貨幣運行制度，保持資本管制，確保國家經濟基本盤的絕對穩定。這是「守正」。

而在具備「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的東南沿海地區，包括香港、澳門、海南以及未來加入其中的臺灣，實行第二人民幣（包括離岸人民幣穩定幣）貨幣制度，從而與內地共同形成「雙羽四足」的金融發展格局。這是「出奇」。

為什麼這具有可行性？首先是通過物理隔離與風險防火牆，維護了內地金融安全。香港、澳門、海南三地的經濟體量足夠龐大，足以支撐起一個自成一體的離岸金融循環體系。在這片試驗田裡，我們可以實行完全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制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司法仲裁和金融服務體系。

其次，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紅利，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香港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海南自貿港正在探索建立新的金融規則。將香港、澳門和海南三地打通，建立一個「金融特別合作區」，允許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穩定幣，用於跨境貿易和大宗商品結算。這既能規避美國通過SWIFT系統實施的長臂管轄，又能讓國際資本在一個可控的環境內體驗人民幣的便利性。

再次，有助於破解全球貨幣的「特裡芬難題」。這一理論指出，全球主導貨幣必須持續貿易逆差才能向世界輸出貨幣，但長期逆差又會削弱主導貨幣的信用。通過雙軌制，內地可以避免採取貿易逆差政策，而離岸市場則可以根據真實的供求關係，形成人民幣的國際市場價格。這實際上是在構建一個「體外循環」的金融心臟。

國家可以考慮在香港設立中央人民銀行境外總部或具備類似功能的常設機構。這個機構不應僅僅是香港金管局下屬的一個部門，而應是離岸人民幣的「最後貸款人」和「流動性管理局」。它負責管理離岸人民幣的發行、匯率干預和金融監管。通過這種方式，中國可以在不犧牲國內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獲取金融主導權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國際儲備貨幣、國際定價權、清算網路控制權以及避險資產地位。

回到達利歐的警示。他關於美國衰落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這符合霸權轉移周期的一般規律，但他字裡行間隱含的關於中國接替美國霸權的時間表可能過於樂觀。對於中國而言，2026年的霍爾木茲海峽對峙，更像是一個戰略機遇期的信號彈，而不是發起總攻的衝鋒號。

我們應當將此次中東衝突視為美國霸權鬆動的一個節點，利用這一時機，加速推進去美元化的實質進程，但這種去美元化不是為了摧毀美元——目前這既不現實也無必要——而是為了建立我們自己的「諾亞方舟」。當前中國最大的戰略優勢在於「全國一盤棋」的統籌協調能力、幹部隊伍的高效執行能力和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最大的戰略劣勢在於金融領域的「大而不強」。因此，中國目前的戰略重心應當是「金融強身」。我們必須清理金融界的「蛀蟲」和「內鬼」，協調不同意見，明確「金融強國」的戰略目標。我們不應被西方的金融理論牽著鼻子走，而應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通過「一國兩制」的靈活架構，在東南三地（未來是四地）打造出人民幣國際化的橋頭堡。

金融主導權在手，政治主導權自然水到渠成。在此之前，任何試圖跨越階段的畢其功於一役的衝動，都可能導致前功盡棄。我們要有當年美國在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後，耐心等到1956年才摘取霸權果實的戰略定力。歷史從不眷顧急躁的挑戰者，它只垂青那些看透了底層邏輯並願意為之付出代際努力的長期主義者。中國正在贏得這場馬拉松比賽，但在撞線那一刻之前，我們還需要跨越一條名為「金融」的鴻溝。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總裁、紫荊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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