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澧手記｜黃仲澧

傳統的城市規劃多以技術理性主導，由上而下制定藍圖。社區規劃（Community Planning）則強調以地區居民為核心，透過雙向參與，回應真實生活需求。

深具影響力的城市規劃師Paul Davidoff於1960年代提出的「倡議性規劃」（Advocacy Planning），正正挑戰單一權力結構，主張規劃師應主動為不同社群、尤其是弱勢一方發聲，協助他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可以平等的表達與談判。其後發展出的「實證為本倡議」（Evidence-based Advocacy）和Smart Advocacy 準則（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alistic, Time-bound，即明確、可衡量、可實現、切實可行、有時間限制）等操作理論，則以更簡短且符合國家政策方向的方案作為基礎，展開討論。

這種規劃模式以專業分析，尋求公平與共識，找出既切合國家大局、又能解決地方問題的方案。我認為，在香港高密度發展與複雜社經背景下，面對不同團體、族群的多元利益結構，「倡議性」規劃更應成為社區規劃的新常態工具，並更廣泛應用於不同項目，才能真正滿足各界別需求，促進社會融合。

以我近日準備參加香港規劃師學會周年大獎的「跳動·打鼓嶺」規劃研究項目為例，我與團隊走進鄉事委員會，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辦公室，並與當區居民及既得利益者展開直接對話。初期，居民對規劃項目充滿疑惑，擔心影響日常生活、改變原有社區網絡，甚至覺得部分方案看似偏袒某些持份者。面對這些情緒，我們沒有迴避，而是透過長時間解說及互動溝通，逐步拆解誤解。每一次聆聽、每一次修訂方案，都在累積彼此理解。

得獎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該規劃研究獲得居民支持。我們亦系統地整理地區意見，轉化為具體政策建議，持續與立法會及政策局交流，如實反映地區需求。這個「官民從疑慮到共識」的艱辛過程中讓我深刻體會：建立信任，是社區規劃中最艱鉅卻最關鍵的一環。作為一個本地香港規劃師，見證一步一腳印所建構的信心，比任何圖則更珍貴。

政府作為當權者，擁有資源與經驗，近年已明顯主動走出辦公室，恆常落區聆聽真實地區需求。憑藉長期累積的規劃經驗，政府有能力分析不同方案對當區的潛在影響，包括環境、交通、社會結構等。關鍵在於建立一套大眾普遍認同的成效追蹤與監測機制，定期檢視各方案的利弊，並透過微小而精準的改善策略——例如優化公共空間、調整步行路線、增設社區設施、妥善處理厭惡設施的選址過程，以及創新的文娛設施等等——大幅提升居民生活質素，讓專業更貼地，社區規劃才能真正從口號走向實踐。更重要的是，營運資金的來源，是從民間所得，而非政府資助，讓這個項目更具象徵意義。

以「實證為本」的倡議性社區規劃不應只是個別項目的實驗，從眾多的細節來看，已看得出這逐漸演變成一種香港城市規劃的新現象。從以往只專注於互動溝通、資訊互通、「深入淺出」的溝通操作，社區規劃更應在有限的資源下，以「實證為本」的倡議性實踐中升級，縱觀大局與地方民生需求，找出能同時滿足大局和小局的平衡點，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它強調地區需求優先，在經濟發展與生活平衡之間尋求最適合的落腳點，尋找出創新的可能性。

透過倡議性規劃方法，規劃師的身份將變得多元，不再只是權力的執行者，而是多元價值的橋樑。當政府、專業界別、居民與商界共同參與，我們便能規劃出既促進繁榮、又守護日常幸福的理想居住環境，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黃仲澧是香港房地產及土地管理學會外部事務主席，打鼓嶺鄉事委員會顧，香港城市規劃師學會會員，香港註冊規劃師，香港城市設計師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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