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為何肺癌病患要等到腦轉移才能使用最新藥物?
來稿作者:麥嘉欣
癌症策略關注組成立於2017年,源於一個簡單而迫切的信念:當醫學不斷進步,制度不應成為病人受惠的最後一道障礙。關注組由醫療專業人員、病人及關心本地醫療政策的市民組成,致力推動以病人為本、以實證為依歸的癌症策略,讓科研成果能真正轉化為臨床可及的治療。
定期檢查決定病人選擇空間
這並非抽象的政策理念,而是來自我作為肺癌患者的切身經歷。於2024年確診肺癌,對任何人而言都是一個難以承受的打擊。幸運的是,我一直有定期接受身體檢查,令病情得以及早發現;同時,保險亦承擔了相當部分的治療費用,讓我能在關鍵時刻作出合適的治療選擇。這段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定期檢查,往往決定了病人是否還有選擇的空間。
然而,並非每一位市民都如此幸運。現時在香港,超過一半肺癌患者確診時已屬晚期,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國際研究早已證實,低劑量電腦掃描(LDCT)可有效降低肺癌死亡率,但香港至今仍未公布一個清晰、可落地的肺癌篩查計劃路線圖。對病人而言,等待的每一天,都是以生命與生活質素作代價。
與此同時,肺癌治療本身亦正急速演變。五年前我身邊一位50多歲的朋友確診為ALK陽性肺癌。這類患者多為非吸煙人士,確診時往往仍在工作、有家庭責任。所幸的是,他得知已有第三代標靶藥物,能有效控制病情及腦轉移風險。在適切治療下,他的病情保持穩定,至今仍可重返工作崗位,維持正常生活。
為何要到病情惡化才能受惠
我和其他肺癌病友之間,經常出現一個共同的疑問:為何在其他先進醫療體系,並沒有為 ALK 病人預設必須先出現腦轉移,才可使用最新一代藥物;但在香港,卻不知為何硬要劃下一條界線,要等病情惡化至出現腦轉移後,才容許病人受惠?這並非病人要求「最好、最貴」的治療,而是一個十分基本的提問——為何要等到病情變得更壞,才可以使用已有實證、原本可用來預防腦轉移的藥物?
更值得香港社會深思的是,這類第三代標靶藥物的關鍵研究,正正有香港專家參與其中,本地科研實力從不落後於人。然而,在現行制度下,醫管局的安全網資助主要集中於已出現腦轉移的晚期患者。結果是,大部分尚未出現腦轉移、但同樣屬晚期的患者,只能依賴較舊一代的標靶藥物控制病情,錯失了以實證證明更有效的一線治療時機,情況實在不理想。
這種「等病情惡化才介入」的制度設計,與現代精準醫療「前移治療、及早控制」的方向背道而馳。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藥,而是病人能否在合適的時間用到合適的治療。
藉醫療收費改革檢視資源配置
政府今年正推動醫療收費改革,社會正好有空間重新檢視公共醫療資源的配置方式。關注組期望,政府及醫管局能把握這個契機,讓已有充分實證、具成本效益的有效藥物納入資助範圍,特別是針對晚期但尚未出現腦轉移的患者,避免制度無意中製造不必要的治療落差。
香港一直強調要發展成為國際醫療樞紐,真正的指標不只是科研論文或國際會議上的名字,而是能否把本地數據、國際研究,轉化為病人今日可用的治療。作為一名肺癌患者,亦作為病人倡議者,我衷心希望:當醫學已走在前面,制度能夠勇敢追上,讓更多病人不再因為制度而錯過生機。
作者麥嘉欣癌症策略關注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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