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莉珊

2026年5月13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將再次迎來一位熟悉的訪客——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一次他的專機降落在北京，是2017年11月8日的深秋之夜。那時場面宏大，兩國元首在故宮太和殿前漫步，賓主盡歡。而這一次，初夏的天壇靜候着這位80歲總統的到來，接待規格從「超規格」回歸「國事訪問」的常規範式。

中美博弈天平傾斜

特朗普此行三天（5月13日至15日），重點聚焦在3月14日的核心日程：上午歡迎儀式後即與習近平主席舉行雙邊會談，下午參觀天壇，晚間出席國宴；15日上午茶敘和工作午餐後啟程返美。與之隨行的，包括蘋果CEO庫克、Meta CEO朱克伯格、微軟聯合創辦人比爾·蓋茨、OpenAI CEO奧特曼、Google CEO皮柴等20餘位科技與AI領袖。馬斯克雖曾受邀，但因與特朗普近期矛盾，並未親自出席，只派代表參加。媒體報道的出席人數約24位商界與科技領袖。中方則於5月11日才「最後一刻」官宣此訪，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方願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擴大合作、管控分歧。

九年過去，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早已走過了一輪完整的博弈周期。更縝密的解讀是，中美力量對比和博弈態勢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九年前，華盛頓掌握對華經貿主導權和關稅大棒，中方試圖以「大單」換取穩定的外部環境。而今時不同往日：2025年4月特朗普發起的「解放日關稅戰」讓中美平均關稅一度上衝至145%，中方隨即精準反制——管制稀土出口、加徵反制關稅，直擊美國軍工和農業命脈。半年多的消耗戰讓雙方都付出了代價，但博弈的天平已經發生了微妙傾斜。

中方掌握更多籌碼

與2017年相比，雙方形勢已出現變化。特朗普目前「有求於中方」的三重維度：經貿上，美國急需中國大規模採購農產品和能源以鞏固中期選舉票倉，並希望中國恢復稀土出口；國際事務上，美伊戰事陷入泥潭，美國希望中國對伊朗施加壓力，協助走出困境；政治聲望上，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處於低點，他需要以一次成功的訪華成果向國內展示外交成績。

反觀中方的核心關切清單——台灣問題位於最優先位置。中方料將要求美方停止對台軍售、明確反「台獨」，並進一步爭取美國取消加徵關稅、放寬出口限制、撤銷對千餘家中國實體的制裁。顯然，雙方的訴求清單並非完全對稱，但正因為美方在經貿和地緣政治上的「迫切需求」，使得中方手中握有更多籌碼，在議程設置上擁有了更大的主動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方直到訪問前48小時才正式官宣，以及在會談議題的排序中，台灣、科技、AI規則被置於最前列。

而這種攻守態勢的轉換，恰恰凸顯了此訪的核心價值——不在於解決所有分歧，而在於建立防止關係失控的護欄。其意義主要在於定調、止損、穩預期、控風險。換言之，中美都清楚一次訪問不可能終結關稅戰或解決台灣問題，但雙方都需要一個確定性的承諾來將競爭鎖定在可控邊界內。

台灣是中國底線

經濟層面，中美在釜山達成的貿易休戰協定即將到期，此次會晤核心目標之一是讓「臨時休戰」制度化，避免關稅螺旋上升。特朗普隨行的龐大企業家陣容證明，美國商界迫切需要將供應鏈關係和出口市場穩定下來。白宮方面也明確表示將推動組建中美貿易委員會與投資委員會，將關鍵大宗商品交易納入常設協商軌道。

科技層面，作為人工智慧領域的兩大領導者，雙方在AI治理、風險管控上的需求空前迫切。有學者預測，美國雖會繼續維持對高端AI晶片、算力的出口管制，但也有可能開啟AI軍事誤用、模型失控風險評估等低敏感、高風險的專項對話。

台灣問題上，中方將底線劃得非常清晰。今年2月，習近平主席曾親自致電特朗普，強調「絕不允許台灣脫離中國」。此前美國國會批准的110億美元對台軍售案目前處於擱置狀態，特朗普會晤後此案是否重啟，將是檢驗美方承諾成色的重要尺規。有知情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目前傾向於在中期選舉前穩定台海局勢，不希望台灣問題成為打亂中美關係大局的變數。

地緣政治的最大變數——伊朗局勢，反而有可能成為中方手中的籌碼。美國在中東陷入持久戰，霍爾木茲海峽貨運受阻正在衝擊全球能源價格和美國盟國體系。中方此前在伊核問題上的謹慎立場——強調停火降溫、政治解決、反對單邊制裁——正日益獲得更多國際共鳴。特朗普迫切希望中國出面勸說伊朗重開海峽，這一訴求使北京在對華盛頓的博弈中增添了戰略籌碼。

「定調會晤」尤為必要

一個值得關注的消極變數來自中方對美方承諾的深度懷疑。中國民眾和外交界沒有忘記特朗普2017年訪華歸國後立即對華發起大規模貿易戰的往事。但恰恰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讓這次「定調會晤」顯得尤為必要。

最直觀的成果可能不在議題上，而在機制上。 從目前釋放的資訊看，建立中美貿易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重啟軍事熱線、設立AI風險對話機制——「框架構築」的重要性遠遠大於簽署新的商業大單。

不難發現，北京此刻的冷靜應對折射出一種日益成熟的大國外交心態：與其寄望於領導人的私人友誼，不如用明晰的制度、穩定的溝通管道和務實的利益捆綁來管理大國競爭。從故宮到天壇，從「超規格」到「常規國事訪問」，變化的不僅是接待的規格，更是中國對美外交邏輯的深刻進化。

中美的對話不會一勞永逸地解決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但至少能為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安裝一個方向舵。而歷史的評判，從來不在接待規格的高低，而在於掌舵者們是否能為巨輪找到一條不撞向冰山的航線。

作者楊莉珊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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