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鎮宇

從 2025 年的全面關稅戰，到 2026 年初震驚世界的委內瑞拉突襲與伊朗空襲，再到如今 5 月的北京之行，特朗普看似跳躍的政策背後有着精密的底層邏輯：政策工具啟用→發現代價遠超預期→外交途徑介入以求「止損」。本文将以此為切入點，提煉出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為理解和預測特朗普的政策行為提供理論視角。

特朗普的「替代工具」邏輯

筆者在去年4月的評論中曾有過一個預判。彼時特朗普的全面關稅政策遭遇強烈反噬，其烈度恐怕超出了其預期。由此，筆者推斷：一旦某項政策工具使用不順、代價超預期，特朗普有相當的概率轉向其他政策替代工具，包括軍事行動在內。儘管當時大多數觀察者不認為特朗普是一位真的會發動戰爭的總統，筆者卻認為這種可能性不應被低估。因為筆者認為，在特朗普的政治計算中，工具之間的相對成本是動態變化的。

事後的發展印證了這一邏輯鏈條。自去年底起，特朗普的對外行動愈發激進：2025年底開始其發動新一輪對我國台灣地區的軍售；今年1月，美國對委內瑞拉實施軍事突擊，活捉現任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及其妻子；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空襲，戰爭就此爆發。彼時的特朗普原本預估戰事能在短期內結束，並計劃帶着「勝利」的結果於3月訪問我國；然而伊朗展現出超乎預期的韌性，訪華計劃一再推遲，最終延至今日5月方才成行。

政策工具替代效應

筆者認為，理解特朗普的行動，首先需要放棄兩個常見的分析陷阱：一是將他視為純粹的意識形態鬥士，二是將他視為完全的非理性行為者。更有解釋力的視角，是將特朗普理解為一位在多重約束下進行自利性政治優化的決策者。也就是說，他不需要是「理性的」，但他確實是「自利的」，而自利性本身就足以使其行為呈現出相當程度的可預測性。

在這個基礎上，筆者認為可以採用「政策工具替代效應」這一分析框架。設想一位決策者面前擺着多種政策工具：關稅、軍事行動、外交談判。每種工具都有其政治代價——關稅推高物價、引發市場恐慌；軍事行動造成傷亡、推高油價；外交談判則可能被批評為「軟弱」。這些代價的相對大小並非靜止不變，而是隨時間推移動態演化的。當某種工具的邊際代價升至不可承受時，決策者便會轉向當下相對成本較低的替代選項。

這一機制在學術理論上有跡可循：例如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指出，決策者在「損失域」（domain of losses）中往往表現出風險偏好而非風險規避——也就是說，當現行政策持續虧損時，決策者反而更傾向於採取風險更高的替代選項，而非靜待損失繼續累積。後續的研究論證了領導人在政治挫折期往往更容易訴諸對抗性手段。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在關稅戰受挫後轉向軍事行動，並非性格失控，而是一種在損失情境下高度可預期的風險偏好轉換。

三條線分別代表關稅、軍事行動和外交談判在不同時期的政治成本。大圓圈標示該時點被選中的工具（即成本最低者）。當關稅成本持續攀升至2026年初，軍事選項的相對成本降至最低，成為被啟用的工具；而軍事行動導致油價飆升後，外交談判又成為成本最低的選項。圖為概念化示意，非精確測量。

特朗普為何在2026年與伊朗開戰？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框架解釋的是時機（timing），而非動機（motivation）。打擊伊朗的意識形態動機早已存在。例如川普本人否認，但是被大眾認為是其競選政綱的傳統基金會的報告Project 2025中就有強調，川普重新上任後可能是「對伊朗神權政體施加更大壓力的時機」（The time may be right to press harder on the Iranian theocracy），並要求「確保以色列擁有軍事手段和政治支持及靈活性」。

但為什麼戰爭發生是2026年2月，而不是2025年6月？筆者的觀點是：正是因為關稅工具在2025年下半年進入了邊際遞減的區間，即市場衝擊力度減弱，但政治代價持續累積，軍事選項才在政治計算中獲得了「相對可行性」。換言之，意識形態決定了「使用某種政策工具的念頭」，而成本的動態變化決定了「何時具體啟用」。這一區分劃定了框架的解釋邊界：本文不試圖論證特朗普的所有行為都源於純粹的成本計算（那將是一個不可證偽的循環論證），而是論證成本的動態變化解釋了政策轉向的節奏。

關稅、戰爭與外交的循環

以此框架回溯過去一年多的政策軌跡，可以觀察到三個相互銜接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關稅工具的衝擊與邊際遞減。2025年4月，特朗普對全球發起新一輪全面關稅戰，市場的即時反應是劇烈的：標普500指數從高位大幅下挫，反映市場恐慌的芝加哥交易所的VIX恐慌指數飆升至52.3。VIX衡量市場對未來30天波動率的預期，52.3意味着交易員預期標普可能在一個月內劇烈震盪——一般認為，VIX高於40便代表市場存在非理性恐慌。來自各方的多重壓力迅速向白宮傳導，迫使特朗普意識到代價過高。

到了2025年下半年，情況卻發生了微妙的結構性轉變：市場雖仍有波動，但衝擊力度明顯不如第一輪，關稅工具進入了邊際遞減的區間。問題在於，代價並沒有隨之下降——我國沒有屈服，貿易逆差沒有顯著改善，美國消費者卻實實在在感受到了物價上漲。這正是前景理論所描述的「損失域」困境：現行工具既難以帶來政策收益，又已積累了相當的政治成本，從而催生了轉向其他工具的強烈動機。

三個陰影區域分別標示關稅升級期（2025 年 4 月， VIX 峰值 52）、伊朗衝突期（2026 年 2 月 28 日起，VIX 峰值 31）和外交轉向期（2026 年 4 月中旬起， VIX 回落至 18）。 VIX 的峰值可被理解為該政策工具政治成本觸頂的信號。

聚旗效應提振支持率

第二階段是軍事選項的啟用及其意外代價。學界長期觀察到所謂「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重大外部危機往往帶來短暫的民心凝聚，提振總統支持率。從歷史數據看，這一效應的幅度從小布希在9/11後的約+39個百分點，到奧巴馬擊斃拉登後的+6個百分點不等。特朗普本人在2020年暗殺伊朗將領蘇萊曼尼後，支持率也曾短暫上升約6個百分點，並有效轉移了彼時彈劾案的壓力。

基於此，特朗普可能確曾預計伊朗戰爭能帶來類似的政治紅利——尤其是在其支持率一直穩步下滑的背景下。然而現實的支持率數字顯示聚旗效應幾乎未能出現。這一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它反映的是美國政治的深層結構性變化，隨着兩黨極化程度加深，聚旗效應的幅度已大幅萎縮。1991年海灣戰爭時，老布希能獲得約+30個百分點的支持率飆升，是因為兩黨選民都願意「團結在國旗下」；而在當今的極化環境中，黨派身份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情感，成為政治評估的首要框架，民主黨選民幾乎不可能因特朗普的軍事行動而轉向支持他。

油價壓力難以承受

比聚旗效應更直接、也更難以規避的壓力，來自油價。伊朗稱其不會屈服，中東衝突持續延長，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局面令能源價格高度承壓。WTI原油期貨近期報每桶約100美元，較伊朗戰爭爆發前大幅攀升。而剛剛最新公佈的數字顯示，美國4月整體通脹率已升至3.8%，為2023年5月以來最高，能源成本按年大漲17.9%，汽油價格大漲28.4%，伊朗戰事引發的能源衝擊是主要驅動力。根據能源經濟學的經典研究，油價每上漲10%，大約會在半年至一年內推高CPI 0.2至0.4個百分點；若戰事持續導致油價居高不下，粗略估計，到2026年底，通脹有可能持續逼近4至5%的水準，而這恰好是中期選舉前最敏感的時間窗口。

選民對在任者的評價與其對個人經濟狀況的感受高度相關：通脹上升意味着實際購買力下降，會直接轉化為對執政黨的懲罰票。對特朗普而言，高通脹→美聯儲無法降息→房貸利率高企、消費信心受壓→經濟不滿情緒積累→中期選舉失血，這條邏輯鏈幾乎是自動觸發的。自1946年以來，執政黨在中期選舉中平均損失約25個眾議院席位；當總統支持率低於50%時，這一數字更高。共和黨目前在眾議院僅以217席對212席的微弱優勢領先民主黨，特朗普的支持率已從就職時的逾50%，跌至約40%，不支持率則上升了約13個百分點。在如此之低的政治容錯率下，任何持續性的政策失誤都可能是致命的。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及潛在的國際斡旋者，成為了美國在深陷中東泥潭時，少數能提供實質性經濟與地緣政治籌碼的對象。訪華也因此從「外交選項」演變為「政治必需」。這也開啟了第三階段，盡可能通過外交斡旋減少政策失誤帶來的壓力的階段。

雙層博弈中的止損邏輯

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88）的「雙層博弈」（Two-Level Games）理論，也為理解此次特朗普訪華提供了一個貼切的分析框架。Putnam指出，國際談判在本質上是兩個層面同時進行的博弈：第一層是談判桌上的國際博弈，第二層是各自國內政治的約束與授權。每位談判者的「可接受協議集合」，即那些既能在國際上達成、又能在國內政治中被接受的協議範圍，決定了談判的空間與結果。

對特朗普而言，中期選舉的政治時間表對其可接受協議集合形成了嚴格的下限約束：他不能讓談判完全破裂，那將重創市場信心、加深通脹預期；但他也需要能夠向國內選民「宣稱勝利」的具體內容。對我國而言，可接受協議集合的邊界相對寬鬆，美國對伊朗戰爭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的籌碼。現代戰爭的消耗速度驚人，美國在戰爭中耗盡了導彈的存量，而重建這一存量所需的稀土礦物高度依賴我國供應。因此，我們在談判中有更大的餘地。

中美核心問題難有實質突破

筆者粗略估計，此次特朗普訪華至少服務於三個相互疊加的目標。第一，如上文所述通過發出緩和信號，壓縮油價中的地緣風險溢價，從而緩解通脹壓力，為美聯儲降息創造空間。第二，為共和黨核心票倉爭取農產品採購承諾——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總額約208億美元，僅大豆一項便達142億美元，佔美國大豆出口的六成，且高度集中於愛荷華、印第安納、堪薩斯、內布拉斯加等共和黨票倉州，農產品訂單是對農業選民最直接可見的政治交付。第三，促成一份歷史性的波音採購協議。

波音已逾七年未曾獲得中國的重大訂單。此次談判可能達成數百架波音飛機的採購協議，若協議落實，這將是我國自2017年以來首次對波音的重大採購，亦可能創下史上最大單一飛機訂單的紀錄。波音作為美國最大的製造業出口商，一份超大訂單不僅具有商業意義，更是特朗普在中期選舉前最需要的「勝利成果」。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對特朗普訪華結果的判斷是：最可能出現的是一份「體量看起來很大、但實質留有餘地」的框架協議——我方承諾增購大量美國商品，美方宣佈部分關稅豁免或分階段降低，雙方在人工智慧安全、氣候變化等相對「低敏感度」議題上達成合作意向，但在核心結構性問題上不太可能有實質突破。可以說，這是雙層博弈框架下高度可預期的「理性模糊」的結果。

解讀特朗普政策底層代碼

向前看，數個關鍵節點將決定這一輪「政策工具替代」循環的最終走向。若峰會後伊朗的戰事徹底結束，油價確實回落，且美聯儲在秋季啟動降息，特朗普的策略便算是暫時奏效：關稅戰→軍事行動→外交止損，一個完整的工具替代循環就此收尾，至少在中期選舉的時間框架內站穩腳跟。若油價持續居高不下、美聯儲在夏季維持利率不變，則特朗普可能轉向國內能源政策，例如加速頁岩油開採審批、釋放戰略石油儲備，作為壓低油價的替代手段。若中期選舉前三個月（8至10月）共和黨民調持續落後，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訴諸某種外部衝突以啟動聚旗效應，雖然這樣大概率會無效。

歸根結底，特朗普的政策軌跡並非不可預測，它是由一組可觀察的變量，例如油價、通脹、支持率、國會席位差等因素所約束的優化問題。我們可以將外交、軍事、貿易政策統一在同一個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之內，將它們視為並不相互割裂的領域：決策者在任何一個政策工具上的挫折，都會通過成本的重新計算，傳導至其他工具的啟用可能性。

選民集合理論（Selectorate Theory）指出，政治領導人的首要目標並不一定是治理國家，而是維繫「勝選聯盟」（winning coalition）。從這個視角看，特朗普一系列看似跳躍的政策選擇，無論是關稅、軍事行動、農業採購承諾、波音訂單，不過是同一個底層邏輯的不同面向：在給定的政治約束下，以最小的聯盟代價換取最大的選舉收益。理性選擇理論從不要求行為者具備「完美的大局觀」或「道德理性」，它只要求行為者具備「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工具理性——而在這一點上，特朗普從未讓人失望。

作者張鎮宇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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