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馮先生對金岳霖、馮友蘭等人的繼承與批判，對「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的探索，其史思結合的「智慧說」體系正是這樣的總結和開頭。我們不應該「太容易忘記」這些工作，否則，歷史的理性狡計會報復我們。

作者：黃家光（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博士生）

1.「世紀末中國最應注意的哲學家」

馮契先生（1915-1995）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少數建立體系的漢語哲學家之一，其體系「智慧說」（廣義認識論）集中體現在「智慧說」三書中，以廣義認識論為中心，以「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為結構原則，一體兩翼。其中，《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著重闡明廣義認識論的「理論」,《邏輯思維的辯證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則分別闡明如何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在「古今中西」視域下，遊走在中西馬之間，「在認識世界和認知自己的過程中轉識成智」，其學說史思互參，卓然成家。湯一介稱為「世紀末中國最應注意的哲學家」，不僅就大陸相對凋零的哲學界而言，就算是算上港台和海外新儒家，也不遑多讓。

但相較于新儒家牟宗三等人在港台近乎獨尊地位，及八十年代借助美學潮和新啟蒙運動而產生廣泛影響的李澤厚等人，馮契先生哲學體系雖在八十年代就已基本成型，但只在小範圍內傳播，他僅以哲學史研究專家名世，「主東南哲壇」（何炳棣語），而其哲學體系代表作智慧說三書在其去世後，才由其弟子們整理出版（三書書稿在九十年代初皆已基本成稿，但馮先生一直不滿意，尚在修改，故未能出版）。但其時，一方面，「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商業大潮湧起，整個學術事業都被遮蔽；另一方面，因馮契先生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背景，也使得絕大部分追趕西潮與古典的中國學者對之視而不見。雖然20多年來，海內外對其研究都為數不少，但馮先生的學問與其影響力不符。

我想，瞭解馮先生的工作，一方面是全面認識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潮的內在要求。現在市面上的中國當代思潮研究，多以社會影響力為基準，對有特色、有深度的當代中國思想家關注極少，實際上窄化了我們對當代中國思想圖景的想像。另一方面，也是當代學者如何繼續在「古今中西」視域下，回應時代問題的必要參考。任何外來思潮想在中國落地生根，都要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而傳統，正如馮先生在80年代就已提出，有古典和現代兩個。這兩個傳統都已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是我們出發的基點。現在有些人想批五四而興儒學，忽視了五四之為我們的新傳統，我們只有「通過」五四，才能「超過」五四，由此可以想見其內在困境。馮先生其學，上承金岳霖清華實在論學脈，以馬克思主義哲學鼎革之，已實質上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的一環。其得其失，都是寶貴經驗。

馮契的書信語言質樸、沉潛，展現了一個老派思想家的「時代之思」。但在當代思想界，這種「時代之思」却被遮蔽了。（資料圖片）

2．八九十代思想界被遮蔽的一個維度

哲學家的著作常以堅硬外殼示人，其激情內在而隱秘。書信是進入這個隱秘世界的「小徑」。馮先生早年求學于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哲學系，師從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等人。他其與諸師友早年書信幾皆在文革中毀於一旦，但抱持著「述往事，思來者」「留下一點什麼東西給下一代」（306頁）的態度，馮先生進行著哲學史研究和哲學創作。這樣一個過程中的心路歷程，間接、曲折、不連續地反映在其書信中。

雖然收錄在《馮契文集（第10卷）》中的書信僅81則（包括給鄧艾民18則、左啟華7則、董易46則），且名為「哲學通信」，但其中，我們不僅見其為學，而且見其為人。

鄧艾民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陽明學專家，馮先生西南聯大的同學、摯友。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陳來在給鄧艾民《傳習錄注疏》（台版）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曾提到：「他（鄧艾民）最推崇的，是他的朋友馮契。……一般人極少推崇同行中的平輩同學和朋友。可是艾民先生多次向我說，他認為馮契的研究最好。」在重病中，他寫信給馮先生，將遺稿託付。1984年，鄧艾民去世後，其遺著《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由馮先生花費巨大時間、精力整理，並輾轉推薦出版。

馮先生與鄧艾民教授的書信，多為討論其《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一書及相關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構思與寫作。其中許多後來皆成文發表，或呈現在其專著中，有些看法，對今日儒學復興中的弊端，依然有對治之用。如，他認為「儒家有個好傳統，把認識論與倫理學統一起來了」（244頁），並將孔子學說提煉為「仁智統一學說」，「肯定人的尊嚴（人道主義）與信任人的理性（理性主義）」（246頁）。這種論述對於今日以蔣慶、陳明等為代表的大陸新儒家構成了內在的批評，後者復古氣息濃厚，傾向於將儒家狹隘化為經學獨尊和政治儒學。但馮先生「不滿足於只做一個哲學史家」（248頁），而是關切「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試圖在哲學史的基礎上建構體系。

董易，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室研究員，文學家，文學評論家，也是馮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校友。保留下來的，與董易的書信從1973年1月到1995年1月，是中國局勢急劇變遷的22年。不同於馮鄧通信中較多的哲學史討論，馮先生寫給董易的信中，更多對文學、藝術、故人、故事和時代的追憶與反思，從中能隱約看到背後的時代，和馮先生的人格。1991年的一封信最能見其人格與信仰：

「正如你所說，『雖一生坎坷，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顯示充滿了污穢，並不是原先想像的那樣。知識份子何止『被貶低到頑童的地步』，而是成了『全面專政』的對象。這樣的日子也終於熬過來了。在『牛棚』裡，我曾經達到瀕於絕望的地步。特別是因為手稿全部被查抄，數十年心血毀於一旦，文字獄竟達到曠古未有的程度，怎能不使人心灰意冷呢？但我們捫心自問，共產主義信念並沒有喪失。我還得出一個結論：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314頁）。

這些書信語言質樸、沉潛，展現了一個老派思想家的「時代之思」。但在當代思想界，這種「時代之思」却被遮蔽了。我们習慣了以新啟蒙主義（李澤厚、劉再複、王元化等）/人文精神大討論（王蒙、王朔vs.張煒、張承志等）/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甘陽、汪暉vs.朱學勤、徐友漁等）等為軸心來刻畫八九十年代大陸思想界圖景。或是，以不斷的「熱」來勾畫當代思想史的線索，比如文化熱、國學熱等，或尼采熱、海德格爾熱、薩特熱、後現代主義熱等。更不用說那些先鋒小說家、詩人所刻畫的浪漫化的八十年代文藝思想界了。但在主流敘事和各種熱潮之外，馮契式的「時代之思」是更沉潛、卻同樣富有成果的維度。和馮先生一樣，一批默默沉思的思想者，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3．金岳霖、馮友蘭與清華學派

現在學界一般將宋明理學以理、心、氣為核心範疇，分為三派：程朱理學（二程、朱熹）、陸王心學（陸九淵、王陽明）和張王氣學（張載、王夫之）。郁振華教授認為，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哲學表現出明顯學派特色的有三派，清華實在論（金岳霖、馮友蘭等）、北大觀念論（現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賀麟等）、延安唯物論（中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艾思奇等）。馮友蘭「新理學」、金岳霖「新道學」等接續程朱理學，熊十力-牟宗三一脈接續陸王心學，馬克思主義者接續張王氣學。馮先生浸潤于清華學派，又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視為氣學與理學的創造性綜合。

雖然都是清華學派，金岳霖與馮友蘭差異頗大。從馮先生的思想理路來看，馮學主要是接續金岳霖一脈，他對金岳霖也評價最高。在《金岳霖<論道>講演錄》中，他比較了胡適、梁漱溟、馮友蘭等人之觀點，認為「在認識論方面做出傑出貢獻的哲學家，仍首推金先生及其《知識論》……金先生的《知識論》體系在當時不僅在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中處於前列，而且在世界哲學的發展中也處於前列」（161頁）。其《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就是在金岳霖《道論》、《認識論》止步之處出發，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之。馮先生對馮友蘭則多有批評，側面透露出他何以沒有選擇馮友蘭的方向，而是沿著金岳霖的路子走。在其寫給鄧艾民的信中，曾提及馮友蘭，「馮友蘭老是宣傳他的『境界』、『受用』、『孔顏樂處』之類，就是『複性說』、或者說披了畫皮的宿命論」（255頁）。在談及質料問題時，馮先生認為「西方哲學所講的質料是靜的、死的，……馮友蘭吸收了西方哲學的這種講法，在其《新理學》中也將質料性的『氣』看成是死的。與西方哲學不同，金先生強調『能』是常動的，這種講法在中國哲學中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金先生對『能』這一概念的分析，有吸收西方思想的一面，但本質上仍然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129-130頁）。

馮先生對金岳霖也有諸多批評，如他認為金岳霖將元學與知識論分為兩段、令科學與人生脫節等。當然，本文不意細緻考辯馮先生對金岳霖和馮友蘭的繼承與批評，我只是從書信和演講錄中，呈現一些側面光影。

馮先生認為，在世紀之交，中國可能進入「自我批判的時代」，「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將是對20世紀作批判的總結的著作」（321頁），但「我們太容易忘記過去了」（322頁），雖然「系統地從各方面來進行『反思』，是下一代人的事。我們若能開個頭，那就是盡了歷史的責任了」（324頁）。我想，馮先生對金岳霖、馮友蘭等人的繼承與批判，對「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的探索，其史思結合的「智慧說」體系正是這樣的總結和開頭。我們不應該「太容易忘記」這些工作，否則，歷史的理性狡計會報復我們。

參考文獻：

馮契：《馮契文集·第一卷·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增訂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馮契：《馮契文集·第十卷·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增訂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文中頁碼均出自本書）

郁振華：《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中國現代哲學的沉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郁振華：《擴展認識論的兩種進路》，《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湯一介：《走出「古今中西」之爭，融會「古今中西」之學》，《學術月刊》，2004年第7期。

陳來：《鄧艾民先生與傳習錄注》，陳來的博客2007年1月8日。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3de99010006k5.html

吳根友：《中國哲學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福州日報》，2016年11月1日。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五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章含舟：《馮契哲學在海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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