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胡育祥

哲學家許煜出版第一本書《論數位物的存在》後[1]，緊接著出版第二本書《論中國的技術問題》[2]。我們決定再做一次訪談[3]，聚焦於當代議題，而且這些議題涉及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許煜的目標是發展出一個以「中國技術性」為對象的思辨理論。中國已躋身強權之列，可是同時也尚未做好準備面對新的處境。許煜觀察到，「中國和西方處在同一條科技的時間軸上，中國落後的是思想。」許煜認為，我們過去將傳統與現代生活分開時，有些地方出錯了。中國哲學要如何才能「思考」科技？這一個知識事業如何無可避免聯繫到西方的思想？許煜過去十年在歐洲求學和工作，一直無法將中國和歐洲區別開來。如果他曾想這麼做，那麼他顯然失敗了。《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很類似於他的第一本著作，主要參考對象都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海德格同時期的法國學者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以及當下的科技哲學家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他吸收了倫敦、巴黎、柏林等地所有最新的觀點，傳遞了一個明確訊息給北京：科技不單單是工具而已。科技影響著中國心靈，各種將科技和思想區分開來的二元論的錯誤都被揭示了出來。

科技不單單是工具而已。科技影響著中國心靈，各種將科技和思想區分開來的二元論的錯誤都被揭示了出來。（VCG圖片）

《論中國的技術問題》這本迷人的書，第一部分在處理過往的中國哲學和道器之別，結束於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提出的重要歷史問題：儘管所有元素都在16世紀備齊了，為何科學和科技仍然沒有出現在中國？第二部份追問古代中國沒有出現幾何學，產生了什麼長期影響。許煜沒有走向本質主義式的地緣政治，他偏好時間甚於空間，為另一種看待世界史的角度辯護。人類紀的時代，中國未來主義將會具有何種風貌？

洛文克：

您說中國在20世紀下半葉沒有從哲學上反省科技的本質。為什麼這種反省在當時不可能出現呢？我們現在這裡談的是一個禁忌嗎？言論審查？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中的特殊盲點？

許煜：

科技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因為它對於人化相當重要。這一點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已經清楚表達過了，而且後來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科學觀。一直到1990年代，中國都沒有STS和科技哲學之類的學科，它們全都被放在「自然辯證法」之內 – 這是恩格斯一份手稿的標題。然而，這份手稿的其中一章〈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用人類學的方式解讀科技，迴避了進一步的反省，因為它假設了一個普遍的科技概念。馬克思也許會承認自己的理論非常歐洲主義，是猶太教與基督教傳統的歷史產物，但馬克思主義者往往從他的思想去尋找一個普遍的解決方案，來理解世界史。套用馬克思思想到一個非歐洲文化，和認為馬克思思想是絕對精神的一個階段，這兩件事有著很大的差別。20世紀的新儒家學者離開了中國，他們對這種套用、對這種普遍的解決方案非常懷疑，認為它沒有考慮到能不能相容於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乍看之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主義在中國的三合一，似乎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增添了一些中國色彩、俄羅斯色彩，讓馬克思主義思想能夠被本土化。可是這種三合一作為政治策略或政治經濟，將馬克思主義正當化為一個普遍科學或普遍邏輯，落入虛假對立的陷阱中，例如物質與精神的對立、現代與傳統的對立。如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仍然有意識地將中國的器和西方的器區別開來，那麼在20世紀下半葉，這個區別就不再是議題了，因為傳統得要讓位給一個有問題的唯物論版本。文化大革命呈現出極端的西化，它表現在密集的工業化上，即使這段期間中國或多或少被孤立起來了。隨後出現的經濟改革也沒有留下一點懷疑的空間給人。回頭來看，我們可以說鄧小平是一位很厲害的加速主義者，而加速，首先就要移除傳統所加諸的障礙，包括道德障礙和認識論障礙。

洛文克：

這個領域的批判思考沒有移到香港和台灣嗎？2016年11月我們在杭州的網絡社會研究所舉辦的首場研討會碰過面。2017年6月南京大學舉辦的活動我們也會碰面。從這些不同地點來看，我們應該要怎麼定位你這本書呢？中國大陸正在改變嗎？

許煜：

媒體的確在大肆宣傳數位科技、數位人文科學、智慧城市、檔案等等，但我想仍然還有一些空間可以批判地理解科技，我說的批判不只是社會批判、經濟批判、政治批判，也是歷史和形上學批判。去年秋天中國美術學院邀請我籌備一場研討會，當時我的目標是要帶進不同的論述，不侷限於某個特定學派。所以我邀請了你，也邀請了傅勒（Matt Fuller）、全喜卿（Wendy Chun）、東浩紀、石田英敬，還有很多其他的人。研討會的主題是「網絡化的力量」。reticulation（網絡化）一詞來自西蒙東，他在《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第三部分用完形心理學的術語「圖形」、「背景」來分析技術性如何離開巫術階段而出現時，這個詞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在這個段落，他解釋了技術性如何出現，而我自己的宇宙技術概念和他的技術性是一樣的東西。

你提到的那場南京研討會是史蒂格勒發起的，得到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的支持。它的主題是自動化，參加的人有奈格里（Toni Negri）、哈維（David Harvy）、普殊同（Moishe Postone）和其他學者。

中國正在快速地變化，可是中國也需要一些新的概念架構，來思索、處理這些變化。我這本書是在反省一條長長的歷史軌跡，它當然超出我有限的理解範圍，但我覺得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都必須趕緊嚴肅地做這種反省。我在2009年開始這個工作，但這個計畫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往後還得需要好幾個世代來完成。這本書我不只是寫給中國；老實說，我在書裡很多地方都一再強調每個文化都應該反省科技的歷史問題、形上學問題，因為問題不只是中國必須反省它，問題也是我們必須想像出一個新的全球化形式。我們現有的全球化形式是歷史的結果，我們以前必須接受它，是因為地緣政治上存在著各種權力差異。特朗普（Trump）對中國的擔心，以及目前媒體大肆宣傳亞洲的未來主義，都指出我們必須構思一個不一樣的全球化。如果要這麼做，首要任務就是理解各式各樣的技術性。

特朗普（Trump）對中國的擔心，以及目前媒體大肆宣傳亞洲的未來主義，都指出我們必須構思一個不一樣的全球化。如果要這麼做，首要任務就是理解各式各樣的技術性。（VCG圖片）

洛文克：

您選擇將海德格放在您考察中國科技時的核心位置，讓我有點驚訝。這是因為您在歐洲待很久的關係嗎？更讓我印象更深刻的是您也注意到海德格在1936年呼籲大家保衛歐洲，防範「亞洲人、野蠻人、無根的人、外來的人」。如果您是轉向芒福德（Lewis Mumford）、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維希留（Paul Virilio）或是榮格兄弟（Jünger）（更早、更原創的技術思想家），我還可以理解。現在有STS（從孔恩[Thomas Kuhn]發展到拉圖[Bruno Latour]），但也有羅尼爾（Avital Ronell），而且也不要忘了還有對發展的批判。您用一個德國法西斯主義哲學家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工業政策，聽起來有點1950年代極權主義理論的味道。為什麼中國需要回應海德格呢？為什麼梅思基希（Meßkirch）和托特腦山（Todtnauberg）[4]必須在廣州、上海和重慶提供那些東西呢？環境意識呢？過去中國為了更高的目的而去摧毀文化和遺產，難道讓人覺得舒服嗎？簡單來說，為什麼解放西方哲學必須穿過西方哲學呢？

許煜：

我不是說芒福德、安德斯、維希留的思想不好，我在其他文章也有處理他們，但海德格不一樣。海德格很接近榮格兄弟，恩斯特．榮格的《勞動者》給他很大的啟發。而安德斯是海德格的學生，他的《過時的人》第一卷和西蒙東晚他兩年出版的《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有著很有趣的對比。但安德斯對科技的批判一直都是海德格式的，這在他1980年代出版的第二卷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這本書的書名是在回應海德格1953年的演講〈技術的追問〉。如果我得回應海德格，那不只是因為我過去十年一直在密集研究海德格，也是因為海德格對科技的分析一方面相當根本，一方面也相當具有爭議。說它很根本，是因為海德格能夠分析現代科技和西方形上學史的關係。這就將科技問題從社會層次、經濟層次提升到了形上學層次。說它很有爭議，是因為技術概念侷限於希臘觀念technē（poiesis，hervorbringen），而且科技來自於歐洲現代性，它的本質不再是technē，而是Gestell（座架）。海德格所建構的框架已經替未來和其他哲學體系對話做好準備了。

在讀海德格的《黑色筆記》時，我看到一條他對中國共產主義的評論，十分奇特，後來也成為我這本書第二句書首引言：「如果中國的共產主義取得統治地位，那麼我們就可以假定只有這樣，科技才能『自由』進入中國。這個過程是什麼？」這段話當然非常奇怪，但讓我覺得有趣的是它好像暗示，共產主義統治中國時，會對科技缺乏抵抗。我們也許會想問，海德格覺得科技「不自由」是什麼意思？哪一種「抵抗」，如果我們真能用這個詞的話，是我們能在這裡想像的呢？抵抗是表現為仇恨他人、敵視他人嗎？比方說海德格自己提到的猶太人和亞洲人？海德格將現代科技當成西方形上學的完成，這種解讀方式對我來說既是一個關鍵，也是一條捷徑，暴露出他自己的限制，同時重新開啟對科技的追問。

解放東方哲學是要重新啟動它，給它翅膀，讓它可以擺脫西方科技（形上學）造成的邊緣化，並用一個新觀點來理解西方科技。我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發展出一個東方的「批判理論」或「批判哲學」。重新開啟對科技的追問就是這一種解放和再造，因為熟悉中國哲學的讀者會發現，我是用一個不同於一般解讀方式的框架來把問題歷史化；我避免落入哲學辯論的陷阱。我借助於海德格來比較東方和西方 – 對我來說，繞這一條彎路才有可能讓我的考察變得有系統。

注釋﹕

[1]Hui, Y. (2016).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Hui, Y.(2016).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rbanomic.com/book/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china/.

[3]G., Lovink, & Y., Hui. (n.d.). Digital Objects and Metadata Sche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e-flux.com/journal/78/82706/digital-objects-and-metadata-schemes/

[4]     譯註：前者為海德格出生地，後者為海德格晚年隱居之處，皆代指海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