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一場被抹去的香港新界戰事——新界六日戰
撰文：小伙子
近年，社會各方突然燃起對香港史的興趣。一段段從前未被重視的香港故事，都一一重現在大家眼前。當中，以往被忽略的香港保衛戰，也在這兩三年間開始得到關注及討論，補足了以往以東江縱隊為重心的香港抗日歷史，也擺脫了「香港無戰事」的印象。
但與香港保衛戰相比，那場發生在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的戰爭，卻似乎掀不起絲毫的波瀾。在六日的戰爭過後，不論勝方還是敗方，都因自身考慮而把戰事淡化、甚至絕口不提。到底是什麼原因而造成這個奇特的現象？這又是一場怎樣的戰爭？
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相信大家都對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也很熟悉。英國相繼透過《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取得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控制權，而基於軍事防守的需要，英國政府與清廷於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香港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逾200個離島，為期99年。
於是，殖民地政府需要接管一個比原有領土大數倍的新界地區。為了交接儀式及日後的管治能順利地進行，時任港督卜力（Blake）派遣精通粵語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輔政司駱克（Lockhart）到新界實地調查，並成寫報告向定例局（今天的立法會）呈交。駱克這段時間看到了一個天淵之別的對岸。當時的香港島是一個現代化、商業化、開放性的城市；相反，新界則是一個落後、農業社會、傳統保守的地方。雙方所展現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面貌。（註一）
卜力的取態
卜力基於駱克的報告及建議，而決定對新界採用間接管治的方針。他認為︰「我們的管治方式，應當類似於中國人現時的制度，即由鄉村父老來治理鄉村」，在4月7日的公告上，卜力亦向新界村民承諾︰「凡確屬爾等自置田產，仍歸爾等自行管業。如爾等善美風俗利於民者，悉仍其舊，毋庸更改。」
新界鄉民的反應
雖然有部份鄉紳父老對抗英的行動不以為然，甚至有反對的聲音，但仍無阻鄉民的武力抵抗行動。在屏山鄧氏的牽頭下，一張張極具煽動性的揭帖相繼出現︰「該夷將進入我鄉界，奪我土地，貽無窮之患」、「願全體親朋攜械前往校場，戮力以赴，誅滅叛逃。以慰列祖列宗」，促使各大氏族紛紛表態，當中主力參與抗英活動的有廈村及屏山，錦田、十八鄉、大埔亦在半被迫的狀態下加入（有信件顯示，屏山人會以燒村、報復的形式脅迫其他村莊參與）。在4月10日，抗英鄉民正式在元朗鄉公所設立名為太平公局的指揮機關，為戰事作足準備。
戰事爆發
4月14日村民火燒蓆棚標誌著戰事的開端。當時殖民政府在大埔旗桿山興建蓆棚，為17日升旗儀式做準備。在部份士紳的警告下，港督卜力命令總緝捕官梅含理率領約廿人的警察前往蓆棚駐守。梅含理到了現場發現蓆棚已被燒毀，及目睹千餘人的武裝鄉勇在佈陣防守。考慮到敵眾我寡，梅含理帶部隊先退回香港島。
4月15日，卜力指示梅含理帶領警察、伯傑上尉水陸兩路開赴大埔，建立軍營，以展示軍威。但梅含理及伯傑的部隊卻在旗桿山被反抗軍從三面猛烈炮轟，而且反抗軍的佈局極有軍事素質，使英軍岌岌可危。最後在「名譽號」駛進大埔舊墟海濱，並以大炮近距離痛擊反抗軍的陣地，才使反抗軍撤出陣地。
4月17日，反抗軍再於林村凹進行抵抗。林村凹地勢極險要，是大埔通往元朗的道路入山之處，鄉兵在此建立非相當堅固的據點，並有約一千名的反抗軍據守，是英軍人數三倍之多，使英軍一時陷入苦戰。最後，伯傑上尉決定在險要的山坡往上進攻，而在反抗軍的舊式大炮難以調節角度的情況下，終於失守陣地，反抗軍撤走。
4月18日，反抗軍於錦田村重整旗鼓後，再度聚集近一千二百人，向約有二百五十名英軍在上村石頭圍的陣地展開襲擊。但反抗軍再一次不敵英軍先進的步槍及組織而潰敗。是次石頭圍之戰成為新界鄉民與英軍的最後一次軍事衝突，隨著英軍從多路進入新界西部的鄉村，各鄉相繼投降，六日戰爭完結，殖民地政府正式接管新界。
被抹去的戰事
戰後，英國官方把反抗軍的傷亡輕描淡寫地略過。港督卜力指出數場戰鬥都不清楚或只有很少傷亡，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總結整場場爭是「規模頗小的軍事行動…人命傷亡不大」，在往後的官方年報，也是抱著同樣的論調。
在新界的村民中，卻有著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夏思義（Patrick Hase）就曾到各大鄉村間搜集與是次戰爭的資料，參與的鄉勇約有二千六百人，卻發現死亡人數可能多達六百人，死亡率為百分之二十左右。夏思義亦以低級軍官的日記作佐證，顯示出官方提交的報告是不盡不實，反抗軍的傷亡是極慘重。（註二）
但縱然如此，六日戰爭在村民間都幾乎被抹去。除了錦田外，同樣有殉難者名單的屏山、十八鄉都沒有定期到死者牌位前拜祭的儀式，這在鄉村社會中是極不尋常的事。甚至在藏有死者名單的屏山達德公所英勇祠，都在1938年重修時才被發現。但即使在近年，英勇祠也是長期缺修。
為何一場死亡率頗高的戰爭，不論英國（勝方）還是村民（敗方），似乎都不希望重提事件？
就英國而言，卜力在戰事結束後對戰爭絕口不提。他在戰事結束後，全力令新政府取得市民信任。卜力多番指示駱克「竭盡所能贏取信任」、「竭盡所能讓他們知道真相（應是指戰前的各種謠言）」。在8 月時，卜力與新任鄉事委員會的成員見面時，說道︰「但願各位…與政府通力合作，管理鄉村地方事務」。即使在戰時，卜力亦視反抗軍為一群對政府有誤解的村民，他多番指示隨軍的駱克「需使用最低武力」、「避免戰鬥」。如果我們把卜力在戰前的說法，與他戰時及戰後的做法對比，不難看出與新界鄉紳合作，以間接管治的方式來管理新界地區，是他一套經深思熟慮的政策。而要落實此政策，官民間的友好及相信是為重要的基礎。故此，這場戰爭對卜力來說，只會是障礙物，自然是不希望再「舊事重提」。
而在軍方的角度，是次戰事基本上是一場災難。縱使英國最終擊敗村民的反抗軍，但所依賴的僅是比村民所先進的武器及伯傑上尉的指揮。在石頭圍之戰中，駱克就曾形容︰「要是他們擁有現代武器，我軍處境就更為困難。」事實上，英軍在六日戰爭中的表現可謂一團糟。在情報上，未能事前得悉村民的反抗活動、戰時對地形的不了解都讓軍隊吃盡苦頭。在補給，物質補給追不上部隊，捱餓、露宿的情況經常發生。而運輸的情況更是一塌糊塗，不見得有人想過以動物去馱運補給物，在聘請不了苦力的情況下，要水軍及炮兵自行背負數千磅的大炮，在狹窄的鄉郊通過前進。這些混亂的情況在六日戰爭中比比皆是，也造就了軍方，特別是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都選擇了對六日戰爭輕描淡寫，連貢獻良多的伯傑上尉也沒因此被嘉獎。
最後在鄉村層面，卜力的寬容大量使鄉村的鄉紳如釋重負，亦樂於與殖民地政府打好關係。他們在戰後就曾對卜力說︰「吾等深知督憲大人宅心仁厚……萬民無不感恩戴德。我們或許可從多名抗英領袖的結局得到更多啟示。駱克曾經預備了一份抗英領袖的名單，而當中上村的謝香圃、屏山的鄧青雲和大埔泰村的文湛泉，都在戰後被卜力委任為鄉事委員會的委員。另外，榜上有名的十八鄉伍醒遲在後來也繼續成為新界地方領袖，大力重建當地的古蹟、博愛醫院，並增建大量的現代化建設。當日的抗英領袖搖身一變成為了殖民地政府的重要合作夥伴，既然如此，他們又何必需要重提當天的戰爭呢？反正身亡的全都是藉藉無名而又並非大氏族中的年青人……
後記
1899年至今，除了錦田村內每年秋分日拜祭外，曾有3次原居民大規模就六日戰爭的死難者祭祀。
1994年，時任立法局議員陸恭蕙提出《新界土地（豁免）條例》，讓女村民都可獲丁屋權，當年原居民大力反對。新界27鄉代表一同到錦田逢吉鄉「祭英烈」，同時在《南華早報》中公告中提出「新界原居民的權利是與英國政府在經過激烈的戰爭後，以鮮血及犧牲取得」
1997年，時值慶香港回歸。新界27鄉代表一同到錦田逢吉鄉「祭英烈」，以表達他們的愛國情緒。
2013年，環境局及漁護署提出將西灣村納入郊野公園，新界27鄉代表再度赴錦田逢吉鄉「祭英烈」。
附註︰
註一︰有關當時香港島與新界地區的情況，可參閱許舒(James Hayes)的《新界百年史》第一、二章
註二︰有關夏思義對戰爭死傷者的查證過程，可參閱夏思義(Patrick H. Hase)的《被遺忘的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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