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話．博評】教中不用普，這就夠了嗎？

文：廖偉棠

去年初廣州發生一件極其荒謬的「文化事件」，某個名為「廣州好明天更好」的除夕晚會，竟出現一齣用普通話表演的「粵劇」。這是一個隱喻，更是反諷，萬物存在有賴於「正名」，粵劇不粵，則名不正言不順，若依古人的說法，這是禮崩樂壞的證據、文化滅亡的先兆。

粵語宣傳中央精神　洗腦力量不容小覷

但我們為此震驚的同時，不要忘了，自1950年代廣州粵劇界推行新粵劇起，有多少不說普通話的新粵劇，唱的是字正腔圓的粵語，骨子裏卻是「普通話思維」，它們以粵語宣傳中央精神，洗腦力量更大。

明年的香港藝術節，會有京劇版本的《帝女花》，這和前者相反，不存在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征服，而是兩種藝術之間惺惺相惜的唱和。兩種文化碰撞，是最理想的結果，既不是普通話騎劫粵語文化精華，也不必想像為統戰與歌舞昇平，須知《帝女花》裏的遺民抗爭、女性抗爭意識，新朝主旋律文藝一般都避之唯恐不及，這次被「翻譯」成北方語言，意義和金人學宋文一樣，也算一種逆襲。

內地出版界、文藝青年中，對香港文學、文化的好奇心，如果從十多年前陳冠中、梁文道等人的努力算起，至今雖多遭出版政策打壓，依然旺盛着。許多讀者仍然對黃碧雲、董啟章、鍾玲玲、鍾曉陽等風格強烈的香港作家存在期待，馬家輝、林夕、周耀輝、林奕華等跨流行文化的作家就影響更大了。內地接觸粵語文化、港式文字的渠道，可以說一直未斷絕。

可惜香港的民間背道而馳，一方面基於本土立場的過敏，自覺拒斥內地文化的精華；殊途同歸的是，另一方面在基礎教育上，又不得不接受內地文化粗糙部分的滲透——無論是歷史教科書傳遞的簡陋民族主義、還是普教中一刀切的想當然。

普教中的爭議持續多年，今年幾乎到了圖窮匕見的時候。作為一個廣東出生的人，粵語是我的母語，我當然反對香港那種純粹為了討好北方、維護大一統而來的普教中謬論；但作為一個作家，我更想說的是，反對普教中還不夠，你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如何粵教中才有說服力，潔身未必就足以自好。

台教綱倡減文言文　莫中分化而治下懷

聯繫台灣最近教綱建議縮減文言文比例事件，文言與白話、中文與台語的爭議，也體現出民間的狹隘，正中統治者分化而治的下懷。其實華文文學的概念樹立已久，恰是所謂「邊緣」華文藉此反詰「主流」華文、建立話語權的絕佳策略（可參見王德威的系列論述）；再說文學無國界，互相吸收互相增益，比堅壁清野地製造文學隔閡更好。兩種文化的此消彼長中，一定是更兼容並包的那種文化變得更強大，潔癖的那種則有如揀飲擇食，最後可能會萎縮乾涸。

我自己的經歷是這樣的：因為姑姑是粵劇演員，家中一直都喜歡看粵劇、聽粵曲，粵劇給予我最早的文言滋養，而父親喜歡聽的許冠傑、關正傑則是白話滋養，這兩點都是大陸的小學教育完全不可能有的。中學時受1980年代大陸文化界的前衛叛逆精神影響，喜歡上新詩、翻譯文學乃至實驗文學，在寫作上推崇惟陳言務去、以及對洗腦教育的反彈而來對意識形態沾染文學的高度警惕，這點又是港台的中學生不太可能有的。

1997年我移居香港，認識詩人黃燦然，他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先推薦我讀了趙毅衡編譯的《美國現代詩選》，這兩冊書影響他們第三代詩人（1980年代中期登上中國文壇的詩人，以超越朦朧詩為己任，風格多變）甚廣，我也從中學習了把現實接引到詩思的方式，更深的改變是不再鄙夷日常生活，反而是虛心學習現實世界的複雜和坎坷。

後來黃燦然又推薦我閱讀馮至的《杜甫傳》，馮至在里爾克和海德格影響下，以存在主義的角度重審杜甫的一生和創作，令我完全對杜甫和中國古詩改觀，從此我開始了長達19年的重讀中國古典。杜甫的各種選集、讀解文集我幾乎都會涉獵，其中仇兆鰲編注的《杜詩詳注》是一本杜甫的百科全書，完整、堅實地展示了杜甫詩歌的根系、枝葉和陰影，雖然厚達千頁，我仍然不斷重讀，也從此出發獲取很多關於古代歷史社會的知識。

如此「一波三折」，我來往於傳統與前衛之間、南方文化的秀麗與北方文化的蒼茫之間，獲益良多。黃燦然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在兩大傳統的陰影下》，雖然說的是他作為詩人兼翻譯家的語言認識優勢，其實又何嘗不能是香港的寫作者可能擁有的優勢的揭示？傳統是可以重拾、追認的，甚至可以創造的，不必把它拱手讓人。

粵語文學作教材　我手寫我口，我口隨我心

粵教中的優勢，已經無庸再贅，一方面是技術性粵音的豐富、近古，一方面是心理上的「我手寫我口、我口隨我心」的誠實。在這個基礎上，就是選擇例文的問題了，這是我最在意的地方，如果粵教中不多採取最好的粵語文學和據說與粵音相近的古文，那就失去了粵教中的一半意義；如果粵教中的例文不採取切近香港現實生活、現實社會語境的文學作品，就失去了其另一半意義。

只堅持學粵語、用正體、說白話，卻忽視文學、詩和古文的學習，那不過是另一種政治正確掛帥的皇帝新衣。用粵語卻鄙夷粵語中的高雅文化的話，則骨子裏和某些說普通話仇視粵語文化的人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最後想補充一句，雖然普通話是統治者語言，也並不代表「北方方言」，我們粵語人也不必談普色變。它作為一種交流工具，已無可避免地擁有了一種野蠻的合理性，除非我們完全拒絕與14億中國人交流，我們仍需要知之用之。就算為了反抗和消解它，也須「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一個懂普通話的粵人，比起一個不懂粵語的普通話人，思維空間必然開闊不少、思維方式必然自由不少，反之亦然。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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