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是學界討論文學與文化發展時常用的關鍵詞，如何建立獨特的「現代觀」是相關學者在一個苛求推陳出新的學術世界所需面對的挑戰，而對於學界以外的人而言，「現代」只是一個身處環境的現象，似乎無論他們對這概念的建構反思與否，生活都不會有改變。然而，最低限度，引用蘇格拉底的名句：「未經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理解我們所身處的「現代」，至少可讓我們透過認知構成人生的背景，判斷自己的人生有否價值。

在一波又一波批判資本主義的浪潮中，人的主體意志始終被視為從屬於歷史和慾望規律。一方面，商界可透過了解及塑造個人的消費特質，大批生產他們願意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從而控制他們的物質、文化和情感需要；另一方面，這種控制沒有主體意識，順服於任意的歷史流向。「現代」大概與資本主義性質相似，抽象、任意但有規律地主宰社會主流的行為模式，並製造與之呼應的產物和現象。

在「現代」的概念被過度理論化、狹義化後，「現代」不再單純地意指此時此刻的狀況，而是指一種優於過去、不斷改革、工業化規模生產、重形式和規律、實用主義、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為了區分一種與之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和現象，「後現代」這名詞的使用在二戰後愈漸普及。「後現代主義」既非未來主義，亦非不能與「現代主義」並存的絕對的歷史階段意識，它的批判領域正在我們所身處的廣義上的「現代」（或當代），因此，可以說，我們的「現代」混雜著「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現象。

（《跨國的中國電影：身份、國家和性別》英文封面）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比較文學教授魯曉鵬是對中國的現代和後現代文化現象著作較豐的一位學者，相關專著包括《跨國的中國電影：身份、國家和性別》（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1997）、《中國、跨國視象與全球後現代性》（China, Transnational Visuality, Global Postmodernity）（2002）和《中國現代性與全球生命政治：文學與視覺文化研究》（Chinese Modernity and Global Biopolitic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2007），他的研究側重於中國在歷史過程中衍生的超地域界限和情感政治的現象，有助於我們打破地理主導的國族主義觀點，並深化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規訓下的身體流動性的理解。

從六種中國現代性到後現代性

魯曉鵬按中國的歷史階段，區分了六種現代性。它們既承先啟後，又與其他現代性重疊。繼晚清的「早期現代性」之後，是五四時期的「資產階級現代性」、民國時期在上海和南京的「資本主義半殖民現代性」、「共產主義革命現代性」、1950至7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代性」、1980年代（新時期）的「新啟蒙現代性」，以及1989年至今（後新時期）的「後社會主義現代性」。據魯曉鵬理解，「現代性」顯然沒有固定的定義，只隨著歷史的發展進程與政治主體的更變來調整自身，必須依附時代的主流思想來維持它揚棄傳統的革新本質。

雖然「現代性」的觀念產自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但它並不與社會主義對立，正如Tina Mai Chen在期刊論文〈毛時代中國的無產階級白色和勞動身體〉（Proletarian White and Working Bodies in Mao’s China）（2003）所示，新中國的宣傳機關會透過在宣傳品展示工作人員的白色工作服來表達社會主義的中國具備清潔、衛生、先進這些現代特質，不輸於資本主義的西方。由此可見，「現代性」可以被互相矛盾的意識形態分享，甚至對其定義和發展，可作為外交競爭的手段。

本於批判當代身體政治的目的，魯曉鵬傾向於採納Michael Hardt的觀點，視現代主義為機械式工業生產階段的主流現象，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後工業階段的現象，這「後工業」不是指停產，而是指生產轉型，把生產重點由有形商品轉移至情感，具體是消費者對娛樂、服務和資訊科技等連繫到他們情感需要的無形商品的需求增加，使這些方面的生產相應增加。這涵蓋健康服務、兒童照顧、家務工作、網上約會、婚姻介紹、入境性服務、影視娛樂、旅遊業、數碼資訊等範疇。表面上看，這是第二工業到第三工業的轉型，即輕工業和重工業到服務業的轉型（第一工業為農業），但魯曉鵬似乎想表達這轉型不僅是行業分類上的轉型，而是全球化底下，人的慾望需求的轉型。據他理解，全球化對個人而言，有正反兩面，一方面，這是一種解放身體的力量，使人能藉供求定律取得流動性，讓身體不會局限於一個地理位置，同時，這卻在一種無意識地、無休止地追求市場和利潤的過程中，破壞本土的傳統生活方式和舊有空間，讓人難以適從。似乎，解放與破壞更適合人的本性，所以在世界的地理界域愈漸模糊、資訊科技打破認識上的禁忌之時，順服人的意欲而非客觀道德標準的知識和服務大行其道，讓人不知不覺進入後現代的唯我主義的世界。

後現代的情慾現象

魯曉鵬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指現代性在十八世紀的西方出現時，已預示一種新形式的規訓。這種規訓被稱作「生命政治」或「生命權力」，用於在建構現代化國家和應付資本主義需求的過程中，監控人類身體的繁殖和行為，而對個人主體化的科技與機制發展的控制，則被視作現代政府確立主權的基礎。

魯曉鵬關心的不是政府如何更變操控國民身體的策略，以應付他們日漸強化且多變的主體意識，而是身體政治（或被他稱作「新生命政治」）如何在全球的社會層面無意識地主宰人類活動的規律。他認為新生命政治有三個我們必需注意的重點，而三個重點都揭示著跨國性交易的發展和問題：

第一，後現代社會讓情感經濟加劇發展。這「情感經濟」就是藉買賣基於人的情感需要而設立的服務來構成的商業模式，因而遵從供求定律而發展。新地緣政治讓情感勞工可跨越國家和地區的邊界，不受困於資源缺乏、失業、過度生產等區域問題。具有流動彈性的公民可自由地離開國土，到國外尋覓機會，滿足後現代社會日漸多元的情感需求。這帶來新形式的商品化（作為慾望對象的人也可被商品化），同時帶來新的控制和剝削，產生新的受害者。

第二，受者者與中介問題是跨國勞力與情感交易的關鍵。全球化加劇有權者與無權者的分野，有權者或擁有較多資源者可決定流動與否，以及流動到甚麼地方，甚至操控其他人的流動，例如西方男性可到東方的落後地方娶當地的女性，帶回自己的國家，但當地的男性卻無法到西方擇偶。表面上看，這僅是一個西方男性操控東方女性的現象，但實際上，安排雙方相識的中介公司更有力地控縱和主導雙方。

第三，在全球化的經濟中，國家性和國家主義不會消失。當西方公民到第三世界國家購買情感服務而第三世界國家則提供情感勞工時，第三世界公民亦可到西方的大都會尋找工作和財富，這種穿越國界的往來維持了雙方的國家觀念，尤其對於西方公民而言，後殖民和後帝國主義的幻想讓第三世界國家成為滿足他們慾求和想像的對象，這使異地身體的魅力依存於國族差異的概念。

（2003年日本旅遊團珠海買春事件案情整理，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當性交易的問題不斷被性需要的論述淡化的同時，資本化的力量顯然對傳統觀念節節得勝，速度遠超於解決方案的執行。對這一系列現象作文化分析的魯曉鵬沒作道德方面的評論，只帶出幾個可供分析的實例，第一，相親公司的蓬勃發展和技術進步，讓身體的商品化加劇，基於地緣政治使財富和權力分佈不對稱，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可進入不同國界，借助中介公司的幫助，消費所戀慕的異國身體，這種基於性需要的消費模式，打破國家、民族、年齡和宗教的阻隔；第二，中國大陸女性在香港和台灣的性交易和婚姻，彰顯了香港/台灣男性基於財富和性別的雙重優越感，同時中國大陸女性的入境和香港/台灣男性的出境，均造成國界兩邊的人複雜的融合與對立；第三，在2003年，約380個日本人在「九一八」這被稱為「國恥日」的日子在珠海集體召妓被捕，導致賣淫經營者被特別嚴懲，而當地淫業亦一度被大力掃蕩，這顯示國家主義和歷史記憶可隔斷跨國的情慾流動，然而，其功效只是暫時的，因為事情淡化以後，當地淫業重新興旺，似乎顯示國家威權不敵資本主義經濟所崇尚的自由買賣，個人的身體需要和對皮肉錢的需要非常積極地抗衡國家的法律話語。

除以上三種情況，更多的跨國、跨人際情慾現象正在隱密地量產，不斷順著人的偏好和對自我的重視，消解我們對道德和變態的定義，當文化研究者不斷拆解新現象並帶領新討論的同時，我們大概應當審視一下現象背後的後現代主義理想，是否符合我們的長遠期望，還是僅滿足暫時需要，卻產生更多問題？若如魯曉鵬所描述，情感經濟正滲透並塑造我們的社會、文化和生活，我們應當如何處理我們的情感？這是理論家不會替我們解答的問題，我們只能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