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薪養廉角度評高官換樓醜聞：高官可借酌情權為延後利益打算；加上回歸後政商界均感制度及文化皆受衝擊，令人憂慮。

西方社會的政界名人，在任時的薪酬可能遠遠及不上香港政府的管治團隊。美國總統現時的年薪是40萬美元，折合港幣，就連教統局局長吳克儉也不如。英國首相卡梅倫的薪酬，折合港幣是每個月14萬元，只是香港一個D8級的常任秘書長薪配的五成半。

「高薪養廉」於回歸後面臨嚴峻挑戰

對「高薪養廉」是港英殖民宗主國留給香港的其中一個重要資產。清廉、幹練、專業、高效率，也做就了香港AO制度的神話。在香港，很多人雖然不斷懷疑有「官商勾結」，但涉及政府最高層官員的貪腐事件在80年代之後確實是比較少見。因此，很多人根本不認為香港「官商勾結」的情況很嚴重，以為只因香港社會功利，政府的施政往往只計算經濟效果，因而才會較傾向去遷就商業利益。

大體上，香港能否繼續維持是一個廉潔的社會，樂觀的因素仍是不少的。首先，這裏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及廉政公署來處理相關問題；其二是公職人員有一套還算嚴謹的利益申報機制；其三則是社會有多元機制，包括靈活自由的新聞媒體，也有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發揮著監察作用；最後，公職人員的薪酬福利相當不俗，也制約官員貪腐的誘因。

但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及官員的廉潔神話也確實面對著幾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回歸之後，接連出現前政務司長許仕仁竟然公然接受商界的金錢利益；前特首曾蔭權在任內可以不避嫌接受商界朋友的款待，甚至接受商人為其退休後的住屋提供租金優惠；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也可以像是理所當然般用凸其酌情權，來送禮款待內地官員。須注意的是，這些人物都是AO出身。

政務官可借酌情權　為延後利益作打算

其實，政府高層AO在任內就算不直接收受利益，但在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監察制度的脆弱，近年已是表露無遺。他們仍然有不少空間可以依恃其擁有的酌情權，為自己往後的利益作打算。這一種「延後利益」的懷疑早已非新聞，前高官退休後短時間內加入與其任內職權相關的利益集團擔當高職已非一例。

有人可能會說，美國總統、英國首相等人在任滿之後，不也是擔任商業機構高層、從事顧問工作、或到處演講收取高酬嗎？這也不是延後利益嗎？這種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首先，制度較完善的地區，例如英美，退任政治高層如果要擔當任何私人機構的職位，都要經過一個嚴格的申報及審批程序；再者，所有這些退任後的商業及社會參與，一方面是建基於其個人的經驗及視野，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建基於其品格與聲譽。如果任內有任何不乾不淨的嫌疑，這些財路或延後利益都會付諸流水。

內地「水至清則無魚」　香港有人憂慮前景悶聲發大財

回歸之前有一次，香港有傳媒訪問當時的廣州市市長黎子流，談及國內的貪腐問題，及會否影響九七後的一個兩制。官樣回應，當然是說涉及貪腐的官員只是少數，香港政府又與國內不同云云。最後黎市長也說了一句來形容國內情況：「水至清則無魚」。此語一出，各界心領神會。當明白國內改革開放而不觸及政治制度，造成官商一體，官員子女親屬間的商業關係千絲萬縷，加上制度不彰，自是難以避免「水濁之處，群魚趨至」。

回歸這18年，香港原有的制度及軟文化難免受到衝擊，如果政府的領導層也接連出事，負責掌管具體行政決策的高層官員能否秉持舊制，實在令人感到憂慮。有商界高層的朋友曾經說，香港每一個環節都或多或少有大陸化的趨勢。現在的情況，就連很多建制周邊的人士都感到不滿，也對前景感到憂慮。正因如此，很多人都本着前總書記江澤民的說法去「悶聲發大財」，即各自靜靜地為自己的往後利益作盤算，搵得幾多搵幾多。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高官的職權總難免涉及商業利益，官商相互遷就變成官商勾結的機會始終存在。如果人人都只想「悶聲發大財」，官員在任內利用其權力套取延後利益的可能性也愈發不能抹殺了。香港會不會真的有一天變成一池群魚趨至的濁水？但願這只是杞人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