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在俄烏伊斯坦堡談判僵持時，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再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普丁或蒲亭）通話，這次雙方對話超過2個小時。

特朗普隨後宣布，俄烏將立即啟動旨在實現停火的談判，且是旨在尋求結束戰爭的談判，而具體條件將由雙方協商確定，因為「他們掌握著其他人無法知曉的談判細節」。

特朗普同時強調，自己在結束與普京的通話後，還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法國、意大利、德國和芬蘭領導人通了電話。澤連斯基提議舉辦由烏克蘭、俄羅斯、美國、歐盟國家和英國共同參與的最高級別多方會議，且土耳其、梵蒂岡或瑞士可以作為會議舉辦地。特朗普對此表示，梵蒂岡「非常樂意主持談判」。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同樣在20日發布聲明，指出自己與天主教教宗良十四（Pope Leo XIV）通電話時，確認了教宗願意在梵蒂岡主持雙邊談判，旨在結束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我對他的開放態度及其對和平的不懈承諾深表感謝。」

從這種態勢來看，梵蒂岡可能成為土耳其之後，下一個提供俄烏戰爭各方談判的重要場所。不過平心而論，梵蒂岡的潛在角色確實不容忽視，但要調停俄烏戰火，恐怕還要有歐美的大國協調相配合。

梵蒂岡的潛在角色

如果把梵蒂岡視作一般國家實體，這個國家確實缺乏顯著軍事與經濟影響力；但如果善用道德權威與宗教屬性，梵蒂岡其實具有潛在的外交能量，尤其是在調解衝突層面。

例如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主動提議在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之間進行調解，後者在危機過後特別通過卡辛斯（Norman Cousins）傳訊，表達了對教宗的祝福與感謝，若望二十三世也因此成為1962年《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

此外，有鑑於梵蒂岡對全球教徒的影響力，教宗有時也能在基督教世界的政治議題中，扮演意想不到的角色，包括冷戰下的東歐以及同美國交惡已久的古巴。

例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就因自己鮮明的反共立場，而被認為是推動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革命的重要角色，且這一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視作東歐變天、蘇聯解體的前奏。因此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也曾表示，「沒有若望保祿二世，鐵幕就不可能倒塌。」2004年6月，小布殊（George W. Bush）更為若望保祿二世頒發總統自由勳章，稱「教宗的和平與自由立場激勵了數百萬人，並幫助推翻了共產主義和暴政。」

無獨有偶，教宗方濟各同樣被認為，是促成2014年美國古巴解凍的重要調解人之一。當然，這背後更多是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的政治安排，加拿大也參與其中，但各方隨後都將解凍歸功於方濟各，表示「教宗是雙方都信任的宗教領袖，所以能夠說服奧巴馬和卡斯特羅（Raul Castro）政府，確保彼此會履行協議。」而卡斯特羅也是如此表示，甚至2015年5月兩人會晤後，卡斯楚還公開表示，自己考慮重返天主教會。

以上案例證明，在某些軍事與外交議題上，梵蒂岡作為宗教實體與和平倡議者，能發揮一定的外交作用；而教宗個人做為有力宗教領袖，當然也能將影響力滲透到政治場域。這在俄烏談判持續僵持的當下，或許也是一個可行管道。

大國協調是關鍵

而從客觀條件來看，梵蒂岡在斡旋俄烏衝突上，確實也有一定的身分優勢。

首先是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羅馬天主教在烏克蘭擁有深厚根基，西部尤其明顯，俄羅斯則以東正教信仰為大宗。儘管兩種宗派存在歷史矛盾，但教宗身為普世教會領袖，還是擁有橫跨教派的一定影響力。

再來是外交超脫性與非軍事性。梵蒂岡既不是北約成員，也不是任何地緣政治聯盟的實質參與方，不涉及軍事援助，這種「無害屬性」有助梵蒂岡擔任溝通中介。而教宗對戰俘、平民苦難、戰爭兒童的普遍關懷，也有助在人道議題上進行斡旋。

對烏克蘭來說，即便方濟各曾表示「北約正向俄羅斯大門口咆哮」、「這場衝突要麼是被挑起的，要麼是沒有被阻止的」，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中立」身份，但從這次澤連斯基主動提議在梵蒂岡談判來看，烏方雖對前教宗方濟各頗有微詞，卻還是對梵蒂岡本身保有信任；且俄羅斯也未必會拒絕這個提議，畢竟相較於西方制裁與外交孤立，梵蒂岡或許是更適合的潛在外交舞台，讓莫斯科藉著參與宗教或人道對話，來改善形象、分化西方輿論，甚至建立間接與歐美對話的新渠道。

然而，即便各種客觀條件加持，梵蒂岡還是存在關鍵缺陷：即使成功促簽停火協議，梵蒂岡也無法強制各方履約或實質監督，最後還是要仰賴大國協調與配合。這就回到俄烏停火始終難產的關鍵：隱藏在戰爭煙硝後的博弈各方，始終沒能就烏克蘭的戰後安排、歐陸整體安全結構達成共識，導致談判地點換了又換、領導人間也持續通話，但始終無法將和平希望帶到前線。

俄方始終強調，「真正的停火」不應導致烏克蘭軍隊「重新武裝」和「補充兵力」，而是必須消除烏克蘭戰爭的「根源」：北約違反了不擴張到東歐和俄羅斯邊境的承諾，以及烏克蘭政府對境內俄羅斯族及俄羅斯語言、媒體和文化的歧視；但從歐美從眼下態勢看來，也很難徹底放棄在烏經營多年的勢力範圍，也就是真的容許烏克蘭「中立化」、甚至進一步被俄羅斯影響力滲透，為此前者已經表示未來不惜駐軍烏克蘭，就像美國也已經與烏克蘭簽署了礦產協議，意圖維持對基輔的未來影響力。

換句話說，即便談判桌從伊斯坦堡換到梵蒂岡，由教宗親自主持，各方還是要面對同樣的靈魂拷問：戰後烏克蘭勢力範圍如何劃分？歐美是否願意放棄武裝烏克蘭，俄羅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轉烏克蘭的軍事與文化政策反俄傾向？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只要大國彼此互不讓步，談判就很難出現新突破。

而這或許就是為何梅洛尼在聯繫教宗當天，還要再與多位領導人通話的原因，包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芬蘭總統斯圖布（Alexander Stubb）、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又譯施凱爾或斯塔默）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因為真正導致俄烏戰火難止的，是美歐俄三方的國家利益分歧。

從這點回看，過去教宗們被認為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時刻，其實更多是政治環境與力量的成全，讓教宗得以在關鍵時刻扮演象徵性的角色，用道德光環總結各種複雜的國家利益算計、赤裸的相互毀滅平衡，60年前的古巴導彈危機如此，現在的俄烏戰爭或許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