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後冷戰時代的全球政治秩序來說，過去的十年可謂是一個相當動盪的歷史時段：2008年，長期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保駕護航之下高歌猛進、橫行全球的金融資本主義，終於以震動寰宇的方式發生內爆，引發了規模空前的全球經濟動盪；受到金融海嘯猛烈衝擊的廣大民眾，則在隨後的數年裡陸續發動了許多頗具聲勢的抗爭運動。儘管問世於冷戰終結時分的「歷史終結論」至今依然不絕於耳，但全球資本主義所造就的封閉性歷史視野，卻已然在此起彼伏的民眾抗爭運動的衝擊下展露出裂隙。面對這樣的歷史形勢，如何發掘並激發社會運動的解放性潛能，使之不僅能夠表達民眾的不滿，而且能夠為人類社會開啟真正的另類選擇？這是擺在今日左翼思想家面前的關鍵難題。

在當代歐美左翼思想界，米高·哈特（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堪稱這一難題的最為積極的解答者。早在2000年至2009年間，這兩位思想家就曾聯手合著《帝國》（Empire）、《諸眾》（Multitude）、《共同體》（Commonwealth）三部曲，嘗試借用「帝國」這個概念來描述去中心的、無疆界的、超民族國家的全球化政治秩序，進而嘗試用「諸眾」這個概念來指認一種處在「帝國」秩序之下、而又反抗著「帝國」統治的歷史主體。在哈特與奈格里的樂觀構想中， 諸眾」 作為新時代的主體，一方面保持著多樣性和內在差異，另一方面又能夠自發地聯合起來展開抗爭性的政治行動，而他們的行動則是以各個「奇異性」（singularity）在「 共同體」當中共用財富為基礎的。

在以「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代表的一系列全球「佔領運動」爆發之後，哈特與奈格里又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題為《宣告》（Declaration）的冊子，嘗試從這波社運浪潮中提煉出自主組織、自由表達、直接參與、民主決策等政治原則，進而提出：新時代的解放運動應當致力於將這些在諸眾抗爭中獲得宣告的政治原則轉化為構建新社會的憲章。時隔五年之後，這兩位始終與全球社運保持密切聯繫的重要思想家，又基於他們對社運動態的新近觀察，出版最新著作《集會》（Assembly），反思並發展了他們先前提出的理論構想。作為當代社運最具影響力的觀察者、記錄者與理論提煉者，哈特與奈格里的這本新書無疑值得我們關注。他們的著作蘊含著哪些富有啟示性的洞見，同時又暴露出怎樣的欠缺？

運動的「 第三條路」：挖掘諸眾的戰略能力

哈特與奈格里為什麼要寫《集會》這本書？在2017年美國費城的新書發佈會上，哈特就曾說過，他和奈格裡的思想與其說是為了給未來的運動指明方向，不如說是對已有運動的總結和反思。兩位作者敏銳地觀察到，2008年之後的這波全球社運浪潮，體現出顯著的扁平化、去組織化、去中心化傾向，它們往往缺乏自上而下的領導，依賴於人們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的自發參與和串聯。這一波去組織化的社會運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政治面貌，也沒有取得持久的政治成果。曾經的阿拉伯之春迅速滑入寒冬，土耳其等地的佔領運動則不僅未帶來更民主的局面，反而造成了公共輿論的撕裂。

正是基於上述觀察，哈特與奈格里在《集會》這本新書中嘗試提出並解答這樣的問題：如果去中心、無組織的社運模式並不完全可行，那麼，期望通過社運來改造社會的左翼人士還能有什麼路可走呢？

更重要的是，這種去中心、無組織的社運模式，又恰恰比較接近兩位作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倡的「 諸眾自發集結」的設想，也在運動最高潮的階段獲得了兩位作者的熱烈支持。這樣一來，兩位作者的自發反思就顯得更加必要和珍貴：如何彌補「 諸眾自發集結」這一設想的缺陷？如何找到一條通往更持久、更有效的社運模式的道路？

兩位作者在《集會》中提出，左翼運動既不需要回歸傳統的那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模式——無論是曾經在二十世紀主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先鋒隊」模式，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工會」模式——也不需要完全拒斥領導或組織，左翼運動可以選擇的社運模式，不應該只是在這兩極之間搖擺，而應該找到「第三條路」。兩位作者承認，對於社運來說，領導和組織是有必要存在的；但他們同時強調，領導和組織在社運中扮演的角色，卻應該是與我們的傳統想像完全不同的。

在兩位作者看來，社會運動的核心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戰略性」的工作，即掌控全域、制定長遠的目標；另一部分是「戰術性」的工作，即局部地、短期地解決具體運動場景中的操作性問題。在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社運模式中，往往是由運動領袖、上層組織來負責戰略，而基層社運參與者則負責戰術。但在兩位作者對「 第三條路」的設計中，這個關係應該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領導管戰術，「諸眾」管戰略。也就是說，關於一場運動根本的、長期的藍圖目標，關於「 我們究竟要什麼」的全域問題，應該由千千萬萬的基層抗爭者在自我組織和自我串聯中解決；而運動的領導只負責在危機時刻解決具體情境下的具體問題。

那麼，我們憑什麼認為，「諸眾」具備設計戰略性藍圖的能力或者潛能呢？

哈特與奈格里相信，諸眾已經具備了把握運動宏觀大局的戰略能力。然而，按照兩位作者的觀點，如果我們想看到這種戰略能力的體現，就不能只著眼於政治場域、社會運動，而必須要回到社會生產的場域，回到經濟場域當中。在《集會》中，兩位作者正是試圖通過分析當代社會的經濟生產，從新的社會生產模式中發掘出諸眾的戰略能力。

哈特與奈格里認為，在當今社會的經濟體系中佔據主導性地位的，是一種可以被稱作「非物質勞動」或者說「生命政治勞動」的勞動形態。所謂的「非物質勞動」指的是，這種勞動生產出的主要是諸如符號、圖像、資訊、知識這樣的非物質性的產品；而所謂的「生命政治勞動」則是指，這種勞動不僅會產出可供流通的「產品」，而且還會在勞動過程中持續不斷地生成勞動者的生命形式與主體性。

在哈特與奈格里看來，「非物質勞動」或者說「生命政治勞動」至少從四個方面生成勞動者的主體性：第一，當今社會的主導性勞動不再是單向度的機械化的高強度體力活動，而是需要勞動者動用智力、知識、語言、情感。雖然這個過程依然存在嚴重的異化，但畢竟動用了人的能力的各個維度，體現出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力。

第二，當今社會的主導性勞動不再是由資本家組織起來的原子化個體的流水線作業，而是高度依託於勞動者的自我組織，依託於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而勞動者的創造力也不僅體現在最終產出的非物質性的智識結晶之上，而且體現在他們不斷通過自我組織創造出新的勞動合作形式與合作網路。

第三，「非物質勞動」主要依靠的生產資料不再是有形的資料，比如大工廠的機器，而更多是無形的資料，比如知識或演算法。大工業時期的勞動者要奪取有形的機器是非常困難的，但今天的勞動者卻已經在通過掌握知識和演算法，踴躍地奪回無形的生產資料。

第四，「生命政治勞動」在高度合作化的勞動過程中持續生成著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與情感聯結，這讓人們看到一種以集體的民主的方式來管理與分配資源和產品的可能性，進而讓人們看到一種超越既存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建設民主共用的「共同體」的可能性。

基於這四個方面的考察，哈特與奈格里提出，當代社會的新型勞動形態已經蘊含著極具抗爭潛能的勞動者主體性，有理由相信這種潛能可以轉化成社會運動中的戰略能力。

但兩位作者同時也指出，在既存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由勞動者在緊密合作的非物質勞動中共同生產出來的價值很輕易就會被資本奪走。因此，下一步的社會運動，必須特別強調對於共同體的創造與捍衛，致力於將共用、共治的共同體從一種可能性轉變成現實。

新自由主義時代，勞動過程不斷生成抗爭性主體

可以看出，在《集會》這本新書中，哈特與奈格里依然延續了自《帝國》、《諸眾》以降的樂觀主義基調。兩位作者甚至推出了「諸眾創業」（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來解釋新形勢之下社會運動參與者所需要具備的政治素質。眾所周知，「創業」一詞一直都是新自由主義的專屬詞彙，而哈特和奈格里則試圖從左翼的角度主動奪回這個概念的闡釋權，用它來指涉勞動者對於新型合作形式與社會關係網路的創造。

暫且不論這種爭奪闡釋權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哈特與奈格里之所以會提出這種思路，首先說明了他們預設「諸眾」（勞動）具有先於「帝國」（資本）而行動的能力。而這種預設植根於兩位作者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Autonomist Marxism）立場。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義大利工會運動和無政府主義思潮中應運而生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特別強調工人階級的主體性，認為工人階級能夠主動地開展自治性的組織建設，從而與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和國家體系形成對抗，迫使資本主義體系發生轉型。基於這樣的理論立場，哈特與奈格里在他們的論著中提出，由工業化大生產向高度自組織的「生命政治勞動」的轉型，在本質上並不是由資本主導的，而是由勞動者自下而上的創造力所推動的；而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建立，則是資本對於勞動者自行開發出的新型勞動形式的反應。

換言之，在哈特與奈格里的眼中，並不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而是「哪裡有反抗，哪裡就有相應的調整」。因而，兩位作者一再重申，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諸眾」抗爭——從新左派運動、民權運動到「工人主義」（operaismo/workerism）運動、「自治主義」（autonomia/autonomism）運動——迫使資本不得不作出新的調整和回應，這才導致了「帝國」這一全球資本和權力的新融合形式興起。

更具體地說，在《集會》一書中，哈特與奈格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時間向度上貫徹了自治主義的視角，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示性的洞見。

就過去的向度而言，哈特與奈格里極其重視過往數十年間各種社會運動的成果。作為社會運動切身的參與者和觀察者，哈特與奈格里的論述植根於社會運動本身。他們面對著社會運動在實踐中發展出來的智慧，主動地修正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例如，一些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運動領導機構內部的核心成員組成，應該與現實社會生產中的核心產業相對應。但哈特與奈格里則吸取過去社會運動的經驗教訓，指出如果我們將現實社會中產業結構的優先順序複製到社會運動的組織內部，那就相當於不加批判地吸納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不平等。比如，在某些歐美國家的語境中，這很可能會導致用佔據「核心產業」的白人男性工人來代表所有的雇傭與非雇傭勞動力，從而造成農民、弱勢性別群體、有色人種、原住民活動家等等在現存社會制度中遭到邊緣化的群體無法在這樣的社會運動中發出自己的呼聲。

哈特與奈格里也非常準確地捕捉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本質，尤其是從大工業時代到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攫取模式的變化。在兩位作者看來，不同於工業化大生產時代資本對勞動過程本身的嚴密操控，今日的資本已經越來越少去直接干涉勞動過程，而是往往要在價值由「諸眾」通過自組織的勞動過程生產出來之後，再經由其他環節來攫取這種價值。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系中，資本所借助的最主要的價值攫取手段便是五花八門的金融工具與金融衍生品。

兩位作者還特別指出，當代社會的非物質勞動已然打破了「工作」和「非工作」之間的界限，在那些原本會被視作「休閒娛樂」的「業餘時間」與「日常生活空間」中，作為消費者的我們也依然在不自覺地為資本創造著價值。例如，在具有強烈社交性的網路遊戲中，玩家的種種活動為作為平臺的遊戲本身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又如，在谷歌搜尋引擎的網頁排序演算法裡，判定網頁重要性的基礎實際上是互聯網用戶的「注意力價值」（attention value）。也就是說，我們在搜尋引擎上看到的網頁排序，事實上都可以視作互聯網使用者的媒介使用經由特定演算法的整合而完成的協同作業成果。

對於哈特與奈格里的樂觀主義論調而言，格外重要的觀察是，當代社會的價值生產環節與價值攫取環節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離，生產領域逐漸成為一個由諸眾自主發揮創造力的領域。由此而來的進一步推論是，今日的資本已然處在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資本不能過多地干預勞動過程，否則就會扼殺那種自組織的勞動過程的創造力；但另一方面，一旦價值攫取環節和價值生產環節保持距離、一旦資本是外在於勞動的，那麼，勞動過程就會不斷生成抗爭性的主體。

按照哈特與奈格里的觀點，無論勞動者是否自覺，基於密切合作的非物質勞動都不僅創造著價值，而且還創造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而哈特與奈格里對未來抗爭所抱有的期許，也正來自於他們觀察到的這種源自社會生產的情感聯繫與協作網路。

在哈特與奈格里的理論提煉中，這些社會關係對勞動者的政治鬥爭具有指導性的意義。正因如此，這兩位作者非常關心如何能在政治場域中重現那些已然在經濟場域展現出充沛活力的組織模式。他們指出，過往對政治機構的討論幾乎都集中於主權性的機構（sovereign institutions），但除了主權性的機構之外，政治運動還需要非主權性的機構（nonsovereign institutions）來促進運動的延續、組織日常的實踐、協調成員內部的關係、開展重要的決策。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原標題為：哈特、奈格里新書《集會》：「諸眾」天然是運動的主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