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路石下是度假海灘」，「擁吻你愛人時切記，槍莫離手」，「在用最後一個資本家的腸子勒死最後一個官僚之前，人永遠永遠是不自由的」。對於德波（Guy-Ernest Debord），五月風暴就是他夢想的一切；對於高達（Jean-Luc Godard），他試圖拆解電影負載的自足感，冀望使電影徹底擺脫消費和娛樂的聯姻；對於沙特沙，他是唯一獲准在索邦的主演講廳發表演的知識分子，在著名的路障之夜（5月10日）前夕，沙特沙與克洛索夫斯基、布朗肖、列斐伏爾、高茲等人聯署了致學生的聲援書，「我們在此確信，與遍佈世界的學生運動保持團結，這個運動在短短幾個震撼性的小時內就驚醒了完美地體現在法語世界中的安寧社會，首先是對謊言的回答」。

是的，「生活在真實中」已然成為真正的信念，革命的先決條件是深受戴高樂主義者青睞的全球文明危機的觀念：暴動、抗議、造反和廣泛的社會動亂。倘若年輕人不接受消費主義的甜言蜜語，那麼個體怎麼逃脫被碾碎的厄運呢？革命者反復聲言法蘭西光榮而深厚的革命理想，可是這些提及在極大程度上是修辭的，力圖砸開體制，可他們不是為體制所生的？他們豈不是停留在引用或模仿的水平上？修辭維度與真實意圖之間的分歧，改良與革命之間不可約減的距離，一邊是革命傳統的頂點與續貂之爭，一邊是革命或造反的認定之不共戴天，畢竟，在這場勝利般的失敗面前，人人都宣稱分有了它的遺產。今年三月以來的全法鐵路公路罷工與楠泰爾大學學生再次佔領校園；五月二日，巴黎高師遭800名校外分子佔領，徹夜舉行「不合時宜的研討會」，校內設施遭到塗抹與損毀並祭出「高師必亡」（A Mort l’ENS）的口號。五十年後的五月是否「更進一步」，欲成為超-現實主義者，去要求不可能的破壞呢？有論者指出，要消化「五月事件」，除了重新予以頒佈（reenact）外別無它求。當革命的熱血冷卻下來，無人可以辨認其時歷史的訪客與可怖的屍首（數據表明，5-6月間，巴黎有2000多人受傷，其中200人受重傷，此外，還有5人死亡，但並不是警察開槍所致）。

誠然，五月違反了一切有形無形的常規和禁制，突破了通常意義上的社會和政治抗議的範疇，但倘若它是革命，在雷蒙·阿隆看來，這只會是迷失的革命（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抑或如吉爾·利波夫茨基所言「沒有革命的革命」，甚至是「缺失的革命」，不一而足。學生和工人們革命了嗎？他們反問。奪權是不是只是少數托派分子的目的？一場預謀的政變是不是只是親戴高樂分子杜撰的口實呢？然而，遺憾的是，即便我們熟知中世紀阿拉伯哲學家阿威羅伊的教導，「無知引發恐懼，恐懼引發仇恨，仇恨導致暴力，這就是等式」，在保守主義的書寫下，革命的史詩蘊藏了災難的淵藪，壯烈的另面就是恐怖，革命的破壞往往遠遠多於建設，以至於他們將其秉持中性的、被稀釋的「事件」一詞安到「六八五月」頭上而自詡恰如其分。我們不禁要問，在命名與語義的裂隙之間，名既不存，實何附焉？

在阿甘本新近出版的作品《歷險》的「事件」專章中，題記便是致敬德勒茲的「事件並非發生之事」。事件，首要的便是銘寫在此種無法被實體化為某種本質的關係之中的。從古希臘語的詞源學考察，tyche的含義即是發生，但這顯然不需要憑藉任何客觀的製作，它是臨時的、未決的到來，與摩伊賴（命運三女神）或赫瑪墨涅（因果女神）的難逃已然如此的完成態的必然性與恒固性正相對待；不唯如是，事件還是人格化（hypostasization）的、非隨機、非自然化並總是指向具體對象的。主體不是其來有自的先驗實體，毋寧說，事件主體化了自身。一方面，事件使得此時與此地運動起來（hic和nucn分別時間化與空間化了事件）；另一方面，此時與此地標記了言語行為，也即，它們的意義只有通過言說者的話語才能獲得，雖然主體不先於事件的歷險，但是，時與地無法得到客觀化的辨認，在當下的話語範例中，「我」已經共存並共時於其中了。一句話，事件是可說而必須說的。甚麼是可說的？它是居於語言與事實、詞與物、話語與世界間微妙的某物，既無法從話語中切割，亦無法成為自動的符號，這正應和了德勒茲所言，「事件在其發生之中，單純可表達之物示意並等候著我們」。

確實，在此種意義上，事件超越了憎恨與屈從的激惹或觸發而趨於允執厥中，然而它不是超然冷靜的，事件之為事件，首先，它是可欲的，它的發生對於遍歷它的主體而言是當仁不讓的；其次，接受歷險與自由意志全然無涉。在事件與主體之間是推動此種耦合的賭注，歷險成為我們的，但這不同於我們擁有歷險，換而言之，主體只有在此種歷險之中成為。在此不再贅述尼采的「熱愛命運」與馬可·奧勒留的俯首聽命，概言之，事件處在自若完滿的一邊，而主體的受動應承便標明了二者之間的無限分離，這與事件-主體的一元論判然相對。更為關鍵的是，事件同時是人類起源（anthropogenetic）與本體起源（ontogenetic）的，此種雙向流通的進程憑藉語言既作為事件的共同本質也使得事件成為楔入存在與語言的主體化自身的歷險。事件之為事件還在於逾越，逾越的正是作為歷險之歷險的門檻。在此之前，生命樣態抽離於語言，在此之中，主體生成為人投入難以預料的歷險重新連接/再次闡明（rearticulate）語言中未知樣態的嬗變。

有意思的是，在保羅·帕頓的《德勒茲概念》中，德勒茲曾提到「六八五月」所發生的正是純粹的事件，恰是突圍進入歷史的生成，此種創造性強力改變或重新闡述未現實化的現實，它指向極為緊要的第三種崇高：克洛諾斯之外的闡釋崇高。兩位思想家的異曲同工在齊澤克的同名小書《事件》中又揭示出了不一樣的維度，要言之，事件是超出原因的結果，不以充足理由律為基礎，也即，事件攜帶奇跡的因素，它的出現會破壞任何既有的穩定結構。事件內部也非板結的總體，它呈現各種觀念的僵局，透過與自身的對抗及悖謬，趨近具體的普遍性。作為拉康主義的信徒，齊澤克特意強調了正是想像、象徵和實在的三個轄域的扭結置換了單維而封閉的由虛構與欺騙組成的本質上不自恰的象徵秩序。溢出且循環不止，不正是對隱含的規範內容不斷迫出邊界的嘗試？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將臨的懸念：「布朗肖寫道，你會承認我們已經抵達轉捩點這個事實嗎？回答：如果還有事實存在，那就未到」。（〈終點站「好好注意」〉》篇）事實改變了，判准也改變了，整個場域的面貌都改變了。但遷流不息本身不是保持變化之不變的一致性，事件必然通過偶然而證成自身，此種普遍原則向新的秩序呼喚忠誠。

成為消費者還是參與者，丟掉性命（life）與掙得生計（living）或者兩相倒置，總體的意願或將軍的意願（general will/will of the General），這些二元項甚至文字遊戲使得語詞在暴風驟雨中傾瀉，但是此一史無前例的事件並不是彼時的巴士底獄。原本要砸碎的舊世界反倒成了翻轉的鏡像後的自身，只不過換了主體；因反抗而存在，但六月卻有上百萬戴高樂將軍的支持者洶湧地沖上街頭終結了這一切，「反對反對」（與五月風暴的「禁止禁止」看似如出一轍，實則大相徑庭）；向外反抗的力量漸漸被吸納稱自身的一部分；中上層學生的無政府主義蠱惑和憤怒的普羅學生的懸殊；企圖通過議會民主執政的既反將軍又反學生的法共；極左和學生，就像工人和學生一樣，相互之間的不同訴求與他們極為脆弱的聯合同樣不能忽視，如今的紅毛丹尼，歐洲議會的綠黨主席，大談反威權起義的個人的集體解放，卻聲言這是一次起義，誰再相信那是革命的重複誰就是傻子。

是的，氣候變了，革命的兒女把革命吞咽殆盡，但不知能否消化？所謂的犬儒即是拿起批判的武器，但在武器的批判面前退縮。五月的事件已是一個充盈的記憶場，相較於《世界人權宣言》簽署70周年，第五共和國成立60周年，五月的50周年是最年輕的。官方的論調是要紀念，大張旗鼓的紀念，但是會將它置於國際自由運動的星叢之中，與大洋彼岸的酷兒的肩放到歷史的車輪之下（艾倫·金斯堡語）的解放運動遙相呼應。此種曖昧使得它儘管不徹底的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旨歸被中和或者配置成一款包羅萬象的自由民主的溶液。這因而是資本主義的自然化，可是尖銳的矛盾不會因為昔日精英的轉向和今日事態的不同而憑空緩解，那麼它能否足夠組織它無限制的再生產？

痛苦和欲望都是拿不走的，真相和幸福是故不能共存，真相是疼痛的，幸福是無限逼近卻不能相及的漸近線，收編或是抵抗，在種種政治、經濟條件掩蓋下的其實就是主體陷入的欲望的反復無常中，而外部有形無形的屏障正是阻遏欲望的。尋求一個始終短缺的他者去責怪，幸福要的是什麼呢？是此種不能實現而貯存著的甘美的希望。幸好……, 這樣就還能……，否則我們不成了吸食唆麻的試管嬰兒了？

雷蒙·阿隆在1955年的重要著作《知識分子的鴉片》中指出，是革命為其提供了麻醉自己的鴉片。知識分子究竟為什麼而著魔？在他看來，正是由於堅持意識形態（即對整體世界的無條件信仰）而造成智識和道德上的退行。意識形態提供了一種虛幻的情感，它與人類的事業相一致、通過一種觀念和意志的狂熱來管理事業。阿隆痛心於沒有哪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像在法國的那群人這樣為普世性的喪失而痛苦，他們固執地拒絕拋棄自己的虛幻以及將為因為認識到法國真正的問題而獲益的機會。法國的知識分子就像是為了確保他們自己的無效一樣不斷建議一種不可能的效仿。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以孕育觀念的社會功能來對照檢視觀念，這正是一個決定性的優點，那為什麼仍然只憑意識形態而不是根據它們給人類造成的境遇來評判社會呢？加繆和沙特之爭的現實在於前者無法偏袒兩大陣營的任何現實之惡，他指責革命者否定所有永恆價值和所有超越階級鬥爭與時代變遷的道德。為了絕對的善而犧牲活生生的人，是革命導致了史前時代的終結！

當然，沙特的回答是斬釘截鐵的：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在預言論和方法論中耗盡自身。行動，若是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要做出決定，又或者付諸更多的肯定語氣，可是無論如何，我們終究要面對「歷史存在的制約」（它可以是對待蘇聯事業的立場也可以是對六八年山雨欲來的總體形勢）。在阿隆看來，他的老同學沙特的存在主義不會承認歷史的目的，與其認識它，毋寧說，即便有超越歷史的價值那也是透過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所謂目標，正如其它的目標一樣，都是可超越的。可是阿隆的批判落實在兩個層面：其一，如果普遍的價值觀和整體無法得到理解，如何選擇意義？既有的戰爭結束之後還會有新的戰爭，缺乏參照的規範怎樣在雙方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決斷？其二，在本體論的層次上，沙特不願與同絕對精神關聯的歷史目的有任何瓜葛，然而在實踐中，他卻宣告了一種和過去的決裂，這將必然顯現出社會的轉變，這怎麼不是目的？一句話，阿隆認為加繆的「反叛」與不幸者榮辱與共，這是一種真正的必然（必要），但歷史的狂熱主義卻背叛了反叛的精神。「夢想革命，它是一種變革法國的方式，還是一種逃避法國的方式？」他的觀點很明確：革命並不源自不滿，相反，它產生於絕望或希望，而後者毫不抽象，它視法國承受的外部（也許需要加上內部）壓力而定。現實愈不敏感，人們愈益夢想革命，在這裡，不滿現狀並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阿隆在公民與知識分子之間做了一個吊詭的區分，「人們」無法期望一個共同的美好未來，正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不必依賴理想的智慧，故而他們不至於不幸到需要同自己的命運抗爭，這樣一來，革命的願望已然與不滿與否無涉，非但外部條件不允許，群眾被激發的希望更是稀薄的（似乎仍在未成年狀態亟待啟蒙）；在知識分子這裡，情況顯然更為犬儒：這整一個倒置將現實的麻木（而非刺激）遁入了革命意識形態的鴉片（不過是批判和拒斥）之中去了。必須用懷疑主義冷卻他們互相矛盾的熱情。革命的懷舊並不比佛蘭德爾污泥中死亡的浪漫主義或盧比揚卡的地下室裡的一息尚存來得更多；革命訴諸暴力手段，其引力遠遠大於斥力，人的統治是戰爭的統治；革命的概念連同左派一起都不會被扔棄，如果人們拒絕美化一個階級一種行動技術和一種意識形態體系難道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再想要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和更少殘酷性的共同命運嗎？顯然，一種意識形態是以解釋性的事實、渴望和預見的表面系統化的形式為前提的。（對比齊澤克的意識形態批判，後者認為，意識形態不是掩飾事物真實狀態的幻覺，而是建構我們社會現實本身的無意識幻象）。

我們並不意圖逐一回應阿隆一系列的詰難，他的一生如同他的自況，是他傾心的第一種人，「一種是那些知道不帶仇恨地進行戰鬥的人，一種是那些拒絕在論壇上展開的鬥爭中尋找人類命運的秘密的人」。概言之，他揭露了進步-理性與樂觀冒險達致救贖應許的聯姻；拒斥歷史命運的承托；將1789和1848的傳統，視作左派神話的詩意幻滅，與之相對，理智審慎清明、平凡無奇又合情合理。「智性的無所節制」在他這裡等同敵視現行秩序，這是「知識分子的職業病」。他自然也首肯知識分子理當是觀念的創造者，然而，行動者與旁觀者都有各自的局限，他推崇的是介入的旁觀者，一個悖反又貌似合理的詞組，融分析、闡釋與實踐於一身，這也就不難解釋作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他一面認同現行社會制度，一面獨立分析，和而不同了。由於他秉持的一貫立場，他在五月風暴中的表現被斥之為資產階級的幫閒。他扮演了自身的辯護士，聲稱當代的此一事件是對兩百年前久遠過去的拙劣戲仿，這是一個內中空洞青稚的非事件。無疑，他的批判是極為主觀的，從楠泰爾到索邦，這一出「心理劇」被他貼上了極左的標簽，一邊是想像力之于現實的大膽跳躍，一邊是破壞和難以駕馭的自發性之迸發兩套話語的遽然對立，然而「製作革命」與布爾喬亞生活方式的根本框架誰也吞不下誰：教育體制是嚴酷的，他們的父輩卻是寬容的。然而，沒有混沌、沒有暴力、沒有無序（即無政府）的願景是否審視了最內裡的真實情感及其不滿呢？正因為《難覓的革命》是一篇如此應時的訪談，我們也只能回撥到20世紀中後葉去看待此種具體的應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