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來】碳捕集及封存減緩暖化 質疑者:最大的道德災難

撰文:孔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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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公司聲稱能降底碳捕集及封存的成本,不過質疑者提醒,即使除碳成本有望降低,也不是負責任氣候解決方法。

近期一些公司聲稱能降底碳捕集及封存的成本(詳見:【科技.未來】蓋茨有份投資 碳捕集及儲存或將普及?),即使成本有朝一日或能解決,反對者認為CCS只是合理化繼續使用化石燃料,一再延後轉型再生能源。

事實上,巴黎協定的理念背後也有類似邏輯。IPCC曾以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以及綜合氣候、經濟、政治、技術等方面的數據,演算出合乎成本效益的達標方案,其盤算就像使用信用卡一樣,容許短期內超額排放和升溫,只要在未來以碳捕集與封存技術來減碳降溫,長遠就能實現負排放。

質疑者認為,碳捕集及封存不是延遲轉型再生能源的藉口。惟有支持者反指,碳捕集及封存是目前現實的方案。(視覺中國)

最大的道德災難?

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副總監安德森 (Kevin Anderson),及挪威奥斯陸大學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CICERO)研究總監彼德斯(Glen Peters)2016年曾共同於《科學》(Science)期刊撰文,質疑負排放的成效和責任。雖然他們不反對這方面的科研,但提醒我們必須知道這些技術不可能擴大規模,否則將是「最大的道德災難」。

把未來依托於負排放技術,只會誘騙我們把急切需要的環保政策一再延後,把責任推到下一代。萬一這些技術無法如願擴大規模,我們的孩子將會承受日漸上升的氣溫和愈趨不穩的氣候。
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副總監安德森(Kevin Anderson)

「很多負排放的模型預期,到本世紀中負排放技術吸取碳的能力,將能相當於現時全球海洋及植物的總和。這不是保險政策,而是以未來一代為注碼的高風險賭博,尤其是那些居住於窮困而飽受氣候侵擾的人們,將會為我們無法兌現的承諾付出代價。」安德森說。

英國CCS研究中心的商業發展經理米哥夫斯基(Kris Milkowski)則認為,轉型需要循序漸進:「負排放技術將無可避免,並愈趨普遍。我們減少碳排放的步伐固然未夠快,如果有無限的資金,我們很可能會轉向再生能源,但轉型無可能一夜間發生。」

欠清晰目標及誘因

但即使是CCS還是再生能源也好,政府是否有心發展,仍無法迴避聯合國氣候協定欠缺約束力的老問題。《巴黎協定》只定下了攝氏1.5度和2度的長短期目標,但對於使用什麼技術、具體目標時間、超額排放的可容許到什麼程度,甚至何謂「遠低於(well below)攝氏2度」或工業化前的溫度,都沒有明確定義。

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定義不明,難以令各國積極達標。(Wikimedia Commons圖片)

德國氣候專家蓋登(Oliver Geden)和經濟學家羅素(Andreas Löschel)去年末在《自然—地球科學》(Nature Geoscience)發表評論:「對於超額排放的約束沒有清晰定義,政客們自然不會違反約束,自然不會因為行動不力而被追究責任。氣候政策制訂者或政府其他部門,可能因而忽視了減碳的迫切需要。」當各國政策制訂者可以聲稱他們長遠最終可以達標時,國內工業自然欠缺誘因,投資轉型再生能源。

要處理碳排放及帶來的氣候變化,不論是可行性有待驗證的CCS技術,還是再生能源、核能、能源轉換等方案,都無法獨力解決。在這些方案有待成熟和磨合之前,至少從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減碳生活,可以由我們即日做起。

上文節錄自第11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1日)《碳捕集與封存 全球暖化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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