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雷

作者簡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田雷

撫今追昔，1959屆的「同學會」在書裡重聚後，帕特南提出了他的問題——在英文原版裡，整個句子用斜體以示強調。答案自不待言：美國夢之危機，也就意味著，機會平等對於今天的窮孩子來說，只能說是一場幻象。帕特南的行文雖然張弛有度，卻難掩悲天憫人的情懷：人生而平等，但從搖籃到墳墓，卻無往不在不平等之中。

直至1959年中學畢業，教授都生活在克林頓港，用他的話說，「在這個伊利湖畔歡樂友好的市鎮，我們度過了美好的少年時光」。

回到美國歷史的進程，帕特南青春年少時，正趕上由羅斯福新政所開啟的新時代——就在他出生的四年前，民主黨人從同舊法院的鬥爭中奪取了新政改革的全面勝利。得益于羅斯福新政的改革，普遍的經濟繁榮，讓小鎮上的所有人都能從中獲益，「那個年代，一個勤勞的人不愁沒工作，工會組織也強健有力，很少有家庭會遭遇失業或嚴重的經濟困境」。

一個時代的美國夢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在這一歷史階段，美國社會迎來了「一段相對平等的漫長時期」——「由於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發生於其間的經濟大蕭條的衝擊，經濟金字塔被夷為平地，但是在二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這種平等化的勢頭仍不減當年，也就是在這段平等主義的週期內，我和班上的同學們在克林頓港長大」。在這種普遍繁榮並相對平等的社會中，「幾乎每一個孩子都成長於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擁有的房產裡，鄰里之間友愛團結」。

飲水思源，帕特南所言的人生「自動扶梯」，是由新政民主黨及其統治聯盟所打造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然坐實，正是市場教條派鼓吹「讓國家縮水」的放任自由教義，近半個世紀以來興風作浪，才讓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竟至發展到今時今日的地步。但帕特南既不屑于在文化內戰做沒頭腦的黨徒，也早擺脫了專家型學者的低級趣味，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不唯意識形態馬首是瞻，不以派性定是非，讓屁股決定腦袋，也不曾借用學術規範而自我設限，安於目光短淺，卻把責任推給現實的政治。既然要動筆寫《我們的孩子》，要描繪出美國夢衰落的社會圖景及其根源，他所要負責的，就不是某個黨派或者某些同行，而是整個美國社會以及全體人民，尤其要關注那些在歷史的進程中被剝奪和傷害的沉默群體。

這麼說，並不是我作為譯者來抬高作者以及這本書——整部書的篇章結構已經表明了作者的用心。是時候展示帕特南的手筆了，在他筆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的貧富分化，只是一顆種子，要生根發芽，最終枝蔓到社會生活的全部領域。

《我們的孩子》就是這麼展開的，主體部分共四章，分別討論了「家庭結構」、「為人父母」、「學校條件」、以及「鄰里社區」。這樣的編排匠心獨具，作者之用心，就是要完整追蹤孩子成長必須經歷的不同階段以及環境。帕特南並不像傳統左派，動輒自命為勞苦大眾的代言人，變著花樣地控訴貧富兩極分化——他甚至沒有用專章討論經濟收入和家庭財富的不平等，從第二章起，就徑直進入家庭問題的分析。這樣的安排，就大大擴展了討論不平等問題的方式和空間——不平等之發生雖然根源於經濟，但其擴展卻從來不限於物質財富的分配。

從「家庭結構」講起，美國社會的病症之深，常令作為譯者的我感到觸目驚心——雖然一早就知道這本書的基調是唱衰美國，但遇見一幅又一幅由歷時半個世紀的社會指標以及資料所轉化的「階級剪刀差」圖後，仍難免心生感慨，這社會還會不會好了？

不平等如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無分西東地籠罩於絕大多數的社會，成為困擾全人類的一道難題。回到帕特南的筆端，姑且不論具體成因何所在，經濟不平等的加劇，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新窮人階級的出現，就構成了我們討論問題的既定前提。

對應著經濟不平等的激化，家庭結構也出現了基於階級的兩階分化。以父母是否從大學畢業做區隔的標準，接受過完整高等教育的家長，他們的婚姻以及家庭都表現出較強的韌性，「一種所謂的『新傳統』婚姻的模式已經出現」；相比之下，那些求學止步于高中的為人父母者，即便進入婚姻殿堂，大多只能組合成社會學家所講的「脆弱的家庭」。

看看後一類父母/家庭，未受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非婚生育率在2010年競高達65%，而其中黑人媽媽的資料更是到了細思恐極的80%。與此相應，一個美國孩子若父母均未讀過大學，則他生活在單親家庭的可能性，從1955年的低於20%，半個世紀以來一路攀升，2010年前後已接近70%——又是一個細思恐極的數字。相比之下，如果父母完成了高等教育，則這樣的孩子生活在單親家庭的比例始終沒有超過10%。數字上的天差地別可以說明一切！在窮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的缺席已經成為普遍存在的問題，「爸爸去哪兒」，在美國並不是一檔親子綜藝節目，而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

美國貧民家庭

有什麼樣的父母，就有與之相應的教養方式，緊跟著家庭結構的討論，帕特南的筆觸變得更細緻，轉入了更日常生活化的「為人父母」之道。在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兩個階級之間又一次呈現出涇渭分明的差異：上層階級的父母有錢有閑，深知知識就是權力，故此深謀遠慮，走的是「精心栽培」的路線；而下層階級的家長往往自顧不暇，成年人的生活都如一灘爛泥，因此只能（不得不）對子女「自然放養」。

而在這種育兒路線區別之下，更多的差異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之間。出生並成長在不同的家庭，以階級為分，不要說教育投資這樣的經濟開支專案，就是看那些在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互動方式，比如說家庭晚餐、睡前講故事、以及日復一日的口頭交流，都擺脫不了階級差異。絲毫不誇張，不平等在階級社會裡可說是如影隨形，早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於人的一舉手，一投足。到了該章收尾時，帕特南給出了一個殘酷的結論：「現如今，窮孩子從一出生就落於下風，他們的劣勢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孩子們開始讀小學之前，高下早已立判。」

一環緊扣一環，若是窮孩子已經輸在起跑線上，那麼學校教育能否解決出身不同所導致的不平等問題？帕特南緊接著轉入對學校教育的討論。畢竟，現代國家設立公立教育的系統，其初心所在，就是要讓所有的孩子，尤其是窮苦出身的孩子，可以不顧家庭背景，都有知識改變命運的真實機會。

但是，在這一問題上，帕特南的研究發現又一次讓我們心灰意冷，學校教育擔當不起挽救美國夢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日漸擴大的階級鴻溝，教育無濟於事，搞不好甚至會推波助瀾。

公立教育的問題，並不是居住分佈的階級隔離會導致公立學校在資源投入上的差距，而是，即便富人區和貧民區的學校能維持公共財政投入的均等化，卻仍無力改變窮孩子的命運——這才是慘澹到底的社會現實。決定學校教育品質的，並不是有形的物質投入，而是無形卻又無所不在的氛圍和風氣，如帕特南一語中的：「你的同學是誰，這很重要」。

教育學者已經得出「教育研究中的鐵律」：學生群體的階級構成會對在校生的成績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基於此，帕特南將美國學校比作一個「共鳴箱」：富家子弟帶到學校的是資源，貧民窟的學生卻只會製造麻煩，惹出禍端，故此，在前者的學校是「近朱者赤」，到後者就變為「近墨者黑」。歸根到底，公立學校的教育，即便政府在投放教育資源時可以做到按人頭均等分配，但也難以還窮孩子以讀大學的公正機會，帕特南用一張「讓我們如夢初醒」的圖結束了這一章：在成績好卻出身貧窮家庭的孩子中間，只有29%的最終從大學畢業，反而是成績差的富家子卻有30%的拿到大學文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決定中學生能否大學畢業，家庭出身要比成績更重要一點，但也正是這一個百分點，讓帕特南心灰意冷：「面對這一事實，我們只能宣告美國夢已經破碎。」

從家庭、學校到社區，「階級剪刀差」步步緊隨，窮孩子和富家子之間的差距於是也越拉越大：「在今日之美國，中上階級的孩子，無論他們來自什麼種族，是何性別，生活在哪個地區，言行舉止都驚人地相似；反過來，工人階級的孩子看起來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寒門再難出貴子，社會流動陷入停滯，階級固化，讓美國夢成為泡影。

轉載自｜海螺社區

原題｜《我們的孩子》：未來二十年，下一代將面臨怎樣的階層分化？

（內文經編輯刪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