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采

譯者｜陳濤、周輝榮

原編按：

瓦爾堡並非我們的研究目的，他更像是通往問題的一種途徑。從這一問題出發，本期專題相關的文章將分為三個議題：「歷史救贖」、「古代圖像的死後生命」和「間隙的圖像學」。

啟動「記憶女神」計畫的前一年，瓦爾堡曾在漢堡大學開設了一門關於布克哈特的研討班（1926—1927）。在最後一講的筆記中，他將尼采和布克哈特並置為古代先知的兩種類型，他們都是「非常靈敏的地震儀」，但面對古代記憶時，卻作出了不同的選擇。尼采非常尊敬地稱布克哈特是「我們偉大、最偉大的導師」，並在著作中不厭其煩地引用布克哈特的觀點或話語。他在1868年至1873年旁聽了布克哈特所開的課程《關於歷史學習》（相關講義在布克哈特去世後以《世界歷史沉思錄》的書名出版），他寫於1874年的《歷史的用途與濫用》正是受到這段經歷的啟發。他們都看到了文化和教育現狀：精神生活的普遍淺薄化，市民-基督教世界的解體；但他們對歷史任務的認識卻迥然不同：布克哈特看到了歷史的利端，他強調對往昔知識「無目的」的佔用，而尼采則看到了歷史的弊端，因為毫無節制的歷史感也催生強烈的漠然感，他強勢地引用（甚至是誤用）歌德的話：「我痛恨所有僅僅在教育我，卻不能擴大或者不能直接振奮我的行為的東西」。

弗里德里希·尼采

歷史的用途與濫用｜節選

毫無節制的歷史感，如果被推到了它的邏輯頂點，就會徹底毀掉未來，因為它摧毀了幻想，並奪走了現存事物所賴以生活其中的僅有的空氣。歷史的公正，哪怕是用一顆純潔的心謹慎地實行，也會是一種可怕的美德。因為它總是破壞和毀掉活生生的東西——它的判斷總是意味著毀滅。如果在歷史的衝動背後沒有建設性的衝動，如果清除垃圾不只是為了留出空地，好讓有希望有生命的未來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如果只有公正是至高無上的，那麼創造性的本能就會被消耗和阻遏。比如，如果必須以純粹公正的力量將一種宗教變成一種歷史知識，並且徹底地對它進行一番科學研究，那它最後就被完全摧毀了，因為歷史的審核將如此眾多的錯誤荒謬、殘暴冷酷的東西帶到人們眼前，以致產生虔誠幻想的條件都七零八落了，而一件事物只能在虔誠的幻想中才能存活。因為只有通過愛和在愛的幻覺的陰影之中，只有懷著對完美和正直的無條件信仰，人類才有創造力。任何事物，如果它迫使一個人不再有無條件的愛，那它就切斷了這個人的力量之根，他必會枯萎而蒙羞。

藝術有著與歷史相反的效果；也許只有在歷史轉變為一件純粹的藝術作品時，它才能保持本能或是激起本能。這樣的歷史會與我們這個時代分析的趨勢和非藝術的趨勢完全相反，甚至會被認為是錯誤的。但如果歷史只進行破壞而沒有建設的衝動，從長遠來看，它終將使它的工具厭倦生活。因為這樣的人毀掉了幻想，而「誰毀掉對自己和他人的幻想，誰就會受到終極的暴君——自然——的懲罰」。在某一段時間內，一個人可以像從事其他研究那樣從事歷史研究，而這將是完全無害的。最近的神學似乎已經極其天真地與歷史結為夥伴了，並且即使是現在也幾乎沒有發覺它已經不經意地將自己與伏爾泰的「打倒一切」（the Voltairian Ecrasez）聯繫在一起了。人們不必從那裡指望任何新的、有力的建設性衝動，它捫也許已經把所謂的新教聯盟當成了一種新宗教的搖籃，而法學家霍爾岑多夫（Holtzendorf），即那本極其可疑地叫做《新教聖經》的書的編者，就成了它的施洗約翰。

黑格爾哲學也許會使這種天真的狀態持續一段時間——這種哲學還在某些迂腐的頭腦中翻騰——通過這種哲學，人們能夠辨別出「基督教理念」及其各種不完美的「顯靈」，並說服自己，正是「這種理念的自我運動」一直在以越來越純潔的形式表現自己。這些形式最後變成是最純潔、最透明、事實上在現在的「俗世中的自由神學家」（theologus liberalis vulgaris）的頭腦之中幾乎看不見的形式了。但是聽著這種純潔的基督教講述它對早先不純潔的基督教的想法，那些未入教的聽眾往往會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即這番談話完全不是關於基督教的，而是關於……——我們會想到什麼呢？如果我們發現基督教被「本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們」描繪成是一種宣稱「在所有真正的宗教和其他一些幾乎是不可能的宗教之中發現它自己」的宗教，如果「真正的教堂」是這樣一種東西，「它可以變成一種液體，沒有固定的外形，其各個部分沒有固定的地方，每件東西都只是被平和地焊接在一起」——我再問一遍，我們會想到什麼呢？

基督教已經被歷史處理得失去本性了——這種歷史處理的最完全的形式即意味著「公正的」處理——直到它被變成純知識並在這一變化過程之中被毀掉。這一點可以在每一件有生命的東西中觀察到。因為當有生命的東西被完全解剖了時，它就失去了生命，而當歷史的解剖一開始，它就要生活在苦惱和劇痛之中了。有些人相信德國音樂在徹底改變德國人的天性方面有著拯救力量。在諸如莫札特和貝多芬這樣的人開始被濺上傳記的博學泥土並被迫在歷史批評的拷問台上回答上千個詢問的時候，他們怒斥這種對我們的文化的特別不公正對待。當人們將他們好奇的眼睛轉移到生命和藝術的細枝末節處，並在本該是學會生活而忘掉問題的地方尋覓知識的問題時，對於任何其生命影響力還未被耗盡的事物來講，這難道不是夭折，或至少也是殘害嗎？

如果讓幾個這樣的現代傳記作者來考慮一下基督教或是路德改革的起源，他們嚴肅而實際的調查將足以使人們不可能進行任何精神上的「遠距離行動」，就好像最小的動物只要將橡子吃光就能阻止最強大的橡樹的生長。所有活的東西都需要一種氛圍，一層神秘的薄霧圍繞在它們四周。如果那層面紗被取走了，如果一種宗教、一種藝術或一個天才被迫像一顆沒有大氣層的星星一樣旋轉，那麼如果我們看到它變得堅硬貧瘠，並很快枯萎，就不必感到驚奇。正如漢斯•薩克斯(Hans Sachs)在《工匠歌手》中所說，對於所有偉大的事物都是這樣，「沒有點幻想是永遠也不會成功的」。

每個民族，甚至每個人，如果要變得成熟，就需要這樣一層幻想的面紗，這樣一層保護雲。可現在有些人憎惡變得成熟，因為他們尊敬歷史甚於尊敬生活。他們在勝利之中大喊「現在科學要開始統治生活了」。這也許可能，但一個被這樣統治著的生活是沒有多大價值的。那不是那種真正的生活，而且與從前那種不是由科學而是由本能和有力的幻想所指導的生活相比，它的未來前途更沒指望。但現在不是能產生出成熟、警惕與和諧的個性的時代，而是進行也許是對國家最有用的工作的時代。人們將按照時代的需要來被塑造，這樣他們也許很快就會在這部機器之中各就各位。他們必須在變得成熟之前，在「共同利益」的工廠裡工作，或者還不如說是為了阻止他們變得成熟。因為成熟會成為一種奢侈品，它會從「勞工市場」上拉走大量的力量。有些鳥被人弄瞎了，這樣它們就會唱得更好聽。我認為今天的人並不比他們的祖先唱得更好聽，儘管我確信他們很早就被弄瞎了。不過，人們是用過於明亮、過於突然和過於耀眼的光這種邪惡的手段來將他們弄瞎的。

青年人被踢著走過整個歷史，男孩們對戰爭、外交和經濟都還一無所知，人們卻認為他們該開始學習政治史了。我們這些現代人匆匆跑過藝術畫廊，匆匆去聽音樂會，也如同這些青年人匆匆跑過歷史一樣。我們能夠感覺到一件事與另一件事不同，並說出其不同的「效果」。而逐漸喪失奇怪和驚訝的感情並最終對任何事物都感到高興的這種能力就被稱為歷史感和歷史文化。湧流到年輕人靈魂之上的各種影響力是如此奇怪和如此巨大，以致裝傻是他躲避的惟一辦法。在每一個有著一種更敏銳更強烈的自我意識的地方，我們也會發現另一種感情一厭惡。年輕人已無家可歸，他對所有的觀念、所有的道德都感到懷疑，他知道，「每個時代各不相同，而你是什麼，並不重要」。在一種強烈的漠然之中，他任由一個又一個的意見從他身邊擦過，並瞭解了荷爾德林那些話的含義。荷爾德林在閱讀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關於希臘哲學家的生活和學說的著作時說：「我在這裡同樣也看到了在我身上經常發生的事，那就是，人類思想和制度的變化與耗費遠比在人們習慣上稱為惟一現實的世界之中降臨的命運更為悲慘。」不，這樣的歷史研究令人迷惑，令人沮喪，它對年輕人不僅不是必需的，就像希臘人所展示的那樣，而且是最危險的，就像現代人所展示的那樣。

想想學習歷史的學生，他們在孩提時代就表現出所繼承的倦怠，他有進行創造性工作的「方法」，有「正確的觀念」，他的指端具有大師的氣派，他把過去一小段孤立的時期標出來用作犧牲品。他聰明地運用著他的方法並產生出了某種東西，或者用更得意的詞語來說，「創造」出了某種東西。他變成了「真理的僕人」和偉大歷史領域中的統治者。如果他還是一個孩子時，就已經具備了他們所說的成熟，那他現在就過於成熟了。你只需搖一搖他，智慧就會嘩啦嘩啦地落入你懷中。可這智慧已經腐爛了，每一個蘋果上都長了蟲。相信我，如果人們在科學的工廠中工作，而且必須在他們真正成熟之前讓自己有用，那科學就給糟蹋了，就好像過早受雇的奴隸一樣。我很抱歉，在談到這種也許有人認為與經濟沾不上一點關係的情況時，我採用了關於奴隸主和工頭的普遍術語。但是，在描述新一代的學者們時，「工廠」、「勞工市場」、「拍賣奴隸」、「實際用途」這些詞，以及所有利己主義修飾詞都不知不覺地到了我的嘴邊。成功的平庸趨於變得更加平庸，科學趨於變得更加「有用」。我們現代的學者們只是在一個課題上很聰明，在其他方面，至少他們不像老派學者那樣了。儘管這樣，他們還是為自己爭榮譽爭利益，似乎國家和公眾意見必定是要讓新幣與舊幣等值似的。搬運工彼此之間訂立了一個行業協定，一致認為天才是多餘的，因為每個搬運工都被重新稱為是天才。這樣，很可能稍後的某個時代會發現他們的大廈只是搬運到一起，而不是建築而成的。

對那些將現代對戰爭和犧牲的呼籲——「分工！看齊！」一整天掛在嘴上的人，我們可以嚴厲地說：「如果你們想盡可能快地發展科學的進步，你們最終只會盡可能快地毀掉了它。就好像你如果讓母雞下太多的蛋，它就會精疲力竭一樣。」在過去十年中，科學的發展已經達到驚人的速度，但想想那些學者們，那些疲乏的母雞，他們肯定不是些「和諧」的物種。他們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為他們下蛋下得更頻繁。可儘管有關他們的書更厚了，蛋卻總是比以前更小。這一切的自然結果就是受人歡迎的科學的「普及化」（或不如說是其女性化或幼稚化)，是裁科學之衣料以適「一般公眾」之身材的邪惡習慣。

歌德在其中看到了這種對科學的濫用，並宣佈科學只應當通過一種「更高貴的行動理想」的方式來影響外部世界。老一代的學者們有很好的理由來將這種對科學的濫用看作是一種壓抑的負擔；而現代的學者們也有同樣正當的理由來歡迎它。因為若是除去他們那一丁點知識不看，他們本身就是「一般公眾」的一部分，而「一般公眾」的需要也就是他們的需要。他們只需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以使他們的小小王國能成功地向公眾的好奇心開放。這種寬大的行為就被稱為是「學者謙遜地屈尊與人民為伍」，而事實上他只是「屈尊」與他自己為伍，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學者，而只是一個平民。提升到一個民族這一概念的高度，你就會瞭解人類，你永遠也得不到一個足夠高貴和崇高的概念。你如果對民族想得太多，你就會同情他們，並害怕把你的歷史硝酸拿給他們做提神的飲料。可你實際上為他們想得很少，因為你不敢為他們的將來作出任何一點合理的努力。你的所作所為就好像一個實用的悲觀主義者，那些感到大難臨頭卻對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漠不關心、毫不在意的人。「只要地球為我們而繼續存在就行，即使它不能永遠存在，那也沒什麼關係。」這樣，他們的生活成為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存在。

為方便閱讀，內文經編輯刪節。

轉載自｜院外

原文摘錄來自｜《歷史的用途與濫用》第七節，上海人民出版社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