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 ‧ 一】從覺醒到覺悟 台灣青年的「轉型」之路

撰文:黃奕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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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是台灣太陽花學運爆發五周年,自2014年這場持續近一個月的社會運動以降,一群原本政治冷感、不願就公共議題表態的台灣青年,成了社運與政治改革的先鋒,重挫被指「威權親中」的國民黨。但時至今日,原以為將被掃進歷史塵埃中的國民黨,去年竟在承認「九二共識」的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帶領下死灰復燃,重新奪回多數縣市政權,包括民進黨掌控了三十年的高雄市;台北市也由高喊「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在藍(國民黨)綠(民進黨)夾擊之下驚險連任。五年前滿懷熱血抗爭的台灣青年們,是否已從當初的「覺醒世代」,慢慢踏上現今的「覺悟之路」?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這句改編自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名言,被視為太陽花學運的立基點與精神指標——當年由於擔心執政的國民黨以黑箱作業、自我矮化等方式通過親中(亦稱「傾中」)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下稱《服貿協議》),加速台灣被中國大陸鯨吞蠶食,台灣青年遂以佔領立法院、行政院等方式,表達對馬英九政府的不滿與憤怒。一連串的行動,除了迫使國民黨暫緩通過《服貿協議》外,也喚起台灣青年世代對公共議題的關注及參與。

但若回推至2014年之前,這些年輕族群卻被視為政治冷漠的「行動侏儒」,「寧願排隊買鬆餅也不願出門投票」、「萬人響應一人到場」、「網絡上的空氣票」。在平均只有六成多投票率的情況下,網絡上獲得年輕選民支持的候選人總是膽戰心驚,害怕他們真的只會在「嘴上支持」,而沒有實際行動。

太陽花學運,始於民眾不滿政府強推親中的「服貿」協定。(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其實不是不關心,但父母常常跟我們說不要談論政治,尤其是在公共場合,只要一聊到政治,他們就會變得很緊張。」29歲的律師王筱涵提到,在成長歷程中她跟妹妹不斷被灌輸「政治很無聊、不要聊政治」的觀念,只要一談到相關話題,父母總會驚慌地制止她。「我不確定是不是以前戒嚴(台灣1949年至1987年實施戒嚴令達38年)的影響,但他們確實表現出一種害怕的感覺,好像評論政府是不恰當的,也常會說誰來做(執政)都是一樣的,過好自己(日子)就好。」因此,她雖然也關切社會上正發生些什麼,也會有自己的想法與不滿,但都僅止於在心裏嘀咕。

漠不關心或有苦難言壓力鍋下的台灣青年

「一方面也覺得自己就是個no body吧,就算想說什麼也沒人會理你,反而好像自己過得很失敗才會在那邊搗亂,這樣好像很糗。」王筱涵表示,儘管畢業後就考上了律師,很多時候還是覺得自己沒有影響力,即便表達什麼想法可能也得不到回應,說不定還會被嘲笑是無法承受壓力的「草莓族」(指容易受傷)。「大人不是最喜歡說『你看現在的年輕人,我們以前可不是這樣』嗎?」王筱涵一邊開玩笑地說,一邊忍不住自己也笑了出來。

社會主流價值認為,只有缺乏競爭力的青年才會出來抗爭,讓年輕人受壓,不敢表達自己的聲音。圖為太陽花學運時,警方用水炮驅趕人群。(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年輕族群對社會議題發表看法時,常常被相反意見以一句「那麼多意見,繳過稅嗎」給噤音,「被政黨利用」、「不懂現實殘酷」、「對社會沒做過貢獻」等批評也不絕於耳。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台灣年輕人即便對社會體制有諸多不滿,大多卻不願對政治或公共議題有太多表態,許多父母也從小向子女灌輸「政治是大人的骯髒遊戲」,年輕人只要顧好自己,讀好書找好工作,長大後自然有其一席之地等想法。

「會出來抗爭的年輕人不是缺乏競爭力,就是想藉着動亂謀求私益。」——想在這樣的社會主流價值觀中取得發言權,就必須先遵循由成人訂下的社會法則,在體制內博得一定影響力,你的聲音才有價值,否則就只是一群失敗者的集體抱怨。

然而,當陽光看似將被黑幕籠罩,一株株太陽花再也無法保持沉默。

台灣學生發起佔領國會,歷時近一個月。(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太陽花出關播種開啟台灣政治新頁

2014年3月18日,國民黨在立法院以30秒強行通過《服貿協議》後,大批年輕人衝入立法院、攻佔街頭,開啟了長達三個星期的抗爭,被外界稱作「318學運」或「太陽花學運」。

「那時候心裏是很複雜又很激動,因為第一次真的擔心台灣民主受到威脅,卻也很感動,原來有那麼多人跟我有一樣的感受,而且他們都站出來了。」王筱涵回憶起當初學運爆發時,許多人手持太陽花坐在立法院外面打着地鋪、搭着帳篷,許多抗議聲被畫成海報、看板等藝術創作,還有人在街上開啟了民主講堂交流感想,一時間似乎所有年輕的聲音都投入了這個輿論場。

「或許是看到大家熱情參與政治的模樣吧,從太陽花學運過後,我確實變得更關心政治,也比較有勇氣大聲說出自己對政治的想像。」從默默仰望,祈求些許關注到不再沉默,太陽花時期的各類社會運動,確實以「公民覺醒」的理念口號,將台灣青年參與政治的熱度推向新高峰。

太陽花運動爆發,一時間似乎所有年輕的聲音都投入了這個議題,讓很多台灣人都感到很震撼。(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事實上,2008年中國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時,國民黨政府以高壓方式阻止抗議群眾揮舞中華民國國旗、強行關閉播放台灣意識歌曲的唱片行等粗暴維安行動,導致許多社運團體與學生不滿所引發的「野草莓學運」,就已拉起近年台灣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序幕。

當時正逢各校的期中考試,學生其實未有長期抗爭的打算,也未做出大規模學運的籌備,未料就在學生已陸續散去之時,警察卻大動作強勢驅離,反而使已逐漸平息的情緒再度升高,最終演變為長達一個月的靜坐活動。

儘管野草莓學運因其「政治性」的本質,與當時社會運動「去政治化」的理念相背,產生許多內部的矛盾與外部的質疑,但仍不失其開啟許多年輕學子重視公共議題、並開始參與政治討論的重大意義。

幾十萬民眾聚集在總統府前,抗議台灣軍隊對下士洪仲丘懲罰過度,造成洪仲丘中暑死亡。(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受到野草莓學運啟蒙,一些年輕人開始投身各類社會運動,從反大埔拆遷事件、反媒體壟斷等社會重大議題,都能看到這些社運新血穿梭的身影,而細究這些社會運動的本質,雖然是針對基本人權、新聞自由、程序正義等訴求,卻也包含了對國民黨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對中國大陸日漸介入的反抗,儘管並未醞釀出太大的果實,但也在年輕人心裏種下覺醒的種子。

2013年7月,中華民國陸軍義務役下士洪仲丘疑在軍中遭虐待致死,但當局推諉卸責的說詞、新裝修的監視器「完全沒有畫面」、充滿疑點的偵查報告,在在踩踏着年輕人對公平正義的底線。公民團體打着「天下為公、公民覺醒」的口號,號召超過10萬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漠視軍中人權及試圖遮掩的態度,公民覺醒的概念在青年心中萌芽,並以此展開了一連串社會運動的訴求,直到太陽花學運時被推展到了極致。

太陽花學運點燃了引信,打着「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旗幟,台灣青年對政治的參與度開始大幅提升,除了勇於站上前線推動罷免不適合的立委,訴求各類政治改革外,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及2016年的總統大選,20至39歲,佔了總投票人數三成八的年輕族群,投票率也從六成多攀升到七成五,在選戰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見圖)。加上青年利用網絡傳播議題、主導運動的能力,讓網絡世界成為帶起政治風向的新戰場,各政黨也開始思考如何回應這股旋風。

太陽花學運點燃了引信,打着「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旗幟,台灣青年對政治的參與度開始大幅提升

這股覺醒之勢也確實如洪水一般,讓國民黨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與2016年的總統大選吃下前所未有的敗仗,不只失掉中央執政大位,六都直轄市也僅保住新北市一都,連立委席次都只剩35席,執政、立法權盡失,被認為是覺醒世代的一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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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18日)《太陽花學運五周年 從覺醒到覺悟 台灣青年的「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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