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二】政策倡議者看民意：不盲從但要理解
在香港理工大學一隅，有一個半荒廢了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是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中心門口有一張張用玻璃框框住的海報，上面印有中心的簡介—透過公共辯論提升政策的認受性，藉以政策為本的研究改善不同群體的生活。除了海報，門口還有一張1999年中心成立時，所有研究人員與學校管理層共約四十人的大合照。如今，物是人非，「只有一個full-time（全職），加上我這個義工，兩個人。」鍾劍華說。
看着中心內清空的電腦桌，不難想像在中心發展得最好的「那些年」，座無虛席的研究員們，用肩膀夾着電話筒做訪問，手指則在鍵盤上飛快地跳躍，把受訪者的答案載入電腦。
「一年搞幾十次政策論壇，一年最多搞六十多次研討會⋯⋯」鍾劍華回憶道。
中心以政策倡議為研究重點，偶爾也做做民意調查，但不同於鍾庭耀所辦的香港民研，亦不同於中大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大學仍有充分資源支持中心營運的時候，中心還會為學生舉辦工作坊，教導他們如何做好社會調查報告，並提供基地予他們親身體驗。
剛成立時沒做民調，只得政策研究。後來聽說中央政策組（政府智囊）希望做多點民意調查，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大學在這樣的背景下，撥了幾百萬元成立電腦輔助調查組。2001至2010年上半年，絕大部份都是替中策組做的民調，每個星期至少做一次。
一晃二十年，中心的最後一次大型政策研究是去年完成的全民退休保障調查報告，當中包括民意調查和政策倡議。那時中心與全民退保聯席合作，被指預設了政策立場，而鍾劍華坦言，中心的確有鮮明立場，但民調有參考作用，可藉此了解市民的傾向和疑慮。「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倡議的過程中，令更多人知道我們的見解？向政府倡議時，有什麼細節可以調整，讓整個package（包裝）更易獲公眾接受？」
以去年的全民退保報告為例，政府發表第一份諮詢文件後數天，中心進行了歷時逾兩個月的第一次電話調查，以了解市民對政府方案的看法，再把結果交予全民退保聯席。鍾劍華憶述，當時發現較多青年懷疑全民退保，就建議聯席宣傳策略，以減低青年對全民退保的抗拒。
既不能盲跟 也不能不看
「民意不能盲跟，但不能不看。」鍾劍華這樣總結他對民意的看法—不論是倡議政策的機構，還是決定政策的政府。對於前半句，他以台灣2017年的年金改革作例。俗稱年金的退休基金於2011年入不敷支，僅靠在職人士的保費及稅收苦苦支撐，預計將於未來十五年內破產，屆時在職人士退休後再取不到年金；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時期，已醞釀年金改革，但因反對人數眾多而擱置；民進黨蔡英文於2016年上任總統後，再度提出改革，仍遭公務員、公共學校教職員及退伍軍人強烈反對，甚至發生退伍軍人團體「八百壯士」包圍立法院的警民衝突。
假如當時有做民調，一定過不了關⋯⋯但（年金）不改不行，站在政府角度，財政不能負荷，所以要發揮政府的領導能力，透過政治論述解釋為何要這樣做。
至於後半句，鍾劍華認為民調有不同作用，既可以掌握民情，又可以作為遊說的武器，還可以用作公關宣傳。「你的口可以硬，可以拒絕承認，但民調把現實呈現在公眾眼前，你愈拒絕接受，大家對政府愈反感。」鍾劍華特別提到反修例期間的追蹤性民調，它有別於針對個別問題的一次性調查，可反映市民對政府管治及警隊執法的不滿已成趨勢。
「警方每天的記者會，所說的話擺明與市民對着幹。民意你要知，你不順從，也要理順，不能當民意什麼也不是。這樣只會不斷damage（傷害）自己的credibility（可信度）。」
「我們是試圖影響政府」
那麼，過去二十年內，由中心所做的民意調查和政策倡議，又曾否獲政府接納？能否發揮鍾劍華所言的諸多作用呢？
「我們是試圖影響政府，不知道是否算成功。2009年以來，每逢政府有重要的政策討論，如舉行扶貧會議及籌備施政報告時，都會找我們溝通。（2016年）政府做全民退保諮詢時，民間搞了四次論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只去了一次，就是我們搞的那次。沒有人衝（擊）她，這便是我們的作用，到現在我們也深信我們是這樣的角色。」
只是，這幾年，政府再也沒有找他們去聊政策、談民情了。中心冷清了，但鍾劍華仍不時在報章專欄分析政策、評論政情。值得一提的是，在專欄中，他都不以「教授」自居，而是以「研究中心主任」示人。他說，明年1月便退休了，不知中心會否被改組成普通的科研室？
人民理想中的政府，是以民意為決策根本。只是，政府實際對民情有多少掌握？又會如何利用民意？請看：【民調．三】曾經的官方智囊 劉兆佳：政策不能遇反對便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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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反映民意VS動員民意 為什麼要做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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