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一】從崛起的新一代看中產階級狀態的變化
「中產」曾經是香港「獅子山精神」的象徵，比喻透過個人努力，改變階級命運，享受無憂生活。相對於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中產階級的增長率及收入均大幅放緩，但仍有不少人正苦苦排隊向上爬；然而，爬上了的「第一代中產」，一直在累積他們的不安和焦慮，至於「中產下一代」或「新一代中產」，則紛紛打算放棄這套行之有效的階級遊戲。
24歲的張小姐，大學剛畢業一年，月入逾3萬元。一個多月前，她和朋友在大圍火車站附近，合租了一個約三百呎的兩房單位，過上了很多人遙不可及的獨立自主生活。
生活尚且自主 晉身中產非易事
為什麼要搬出來住？張小姐說，大學四年都住宿舍，習慣了不受管控的自我生活；再加上，平時拍拖夜了回家，家人偶有微言，令她心生厭煩；「還有飲食，有種無形的壓力，她煮了東西但你不想吃，又或者她預計你七點吃，但你想六點吃或者八點吃。就會覺得，啊，不想這樣被限制着。」現在，張小姐每天會在落地窗前迎接日出，然後精心準備頗為講究的營養午餐飯盒—穀物飯、雞胸、各式各樣的蔬菜，再拍得美美的上載到社交媒體。
這種悠然自在的中產生活，在一年前她剛畢業時，仍然望塵莫及。
張小姐出身於「算是貧窮」的公屋家庭。父親從事裝修，月入一萬元有餘，用一半薪金養活一家四口；母親要去幾個街市「格價」、會買二手用品，還曾兼職家務助理幫補家計。在學業上，張小姐主要靠姐姐的輔導和自己的努力，沒有上過什麼補習班或興趣班；她曾想過大學修讀感興趣的地理科，但遭夢想讀商科的母親大力反對，擔心將來要「乞食」，她自己也不太執着，聯招時就選了科大、中大和城大的工商管理學學士課程，並如願入讀。
大學四年間，張小姐都沒有生活費，要幫人補習或在大學兼職，以自負盈虧，甚至補貼家用。畢業後，張小姐如願成為某大銀行的見習生（graduate trainee，即畢業生的全職實習工作），晉升前景較理想，起薪已有1.9萬元，比同期畢業生多逾10%。那時的她，雖然也想搬出來獨立生活，但也自知那近兩萬元的月薪根本敵不過暴漲的租金；幸運的是，兩個月後，她收到特區政府的聘用通知，便毫不猶豫地跳槽成為二級行政主任，月薪瞬間多了一萬多元。據公務員事務局截至9月底的統計，編制內有1,075位和張小姐同級的二級行政主任。
從「屋邨妹」變成「公務員」，張小姐自覺晉身「中產階層」，因為手頭上不缺錢、物質上也不欠缺、有能力獨立生活、收入水平在同輩中居中上—按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8年20至29歲的女性月入中位數是1.5萬元；如果按學歷統計，擁有專上教育學位的女性月入中位數是2.8萬元。除了薪高糧準，成為「中產」最值得高興的，是張小姐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不再「一放工就回家吃飯，吃完飯只想攤在那兒，什麼都不想做。」
時間和金錢都充裕了，自然也改變了張小姐的消費習慣。讀大學時，張小姐每月只能用1,000多元，基本上只能應付三餐，換季時則會去旺中及葵廣等廉價商場，但現在，她開始出入潮流名店，去旅行時也不會太過緊張預算，甚至多了閒錢去健身中心、報興趣班、做做義工、買美容產品，因為「人工開始多了，生活要求也不同了。」
月租七千、家用六千、儲蓄一萬，還有數千元零用——這不是很誇張的中上流生活，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夠輕易擁有，特別是在張小姐這個年紀——24歲，大學剛畢業一年，高薪厚職，前景明朗。而像她那樣，透過教育向上流動成為中產階級，不知是多少香港人的夢想。
「第一代中產階級」形成
根據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所謂「中產」，一般基於經濟資源、教育水平或職業狀況、生活態度和品味等來衡量。以前者為例，本地智庫智經研究中心曾於2013年公布「中產定義」民調，結果顯示，近五成市民認為「中產」的個人收入應介乎3萬至6萬元；若按2011年及2016年的人口統計，在上述收入範圍內的人士只佔總工作人口的12.6%和16.6%。階級研究本是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之一，然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就愈來愈不重視，甚至有「階級已死」之說。儘管如此，「階級」觀念從沒離開過我們的生活，小至飲食消費習慣，大到住屋類型地段，都隱含着將人分成不同等級的視野，並以經濟能力主導分級。
一如其他地方，香港的中產階級也是經濟轉型及社會結構變化的產物，而由於特殊的歷史機遇，香港中產出現得特別急速。基於內地的政治動盪和政策變化，原本屬轉口服務型經濟的香港，在四十年代後期轉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至八十年代後期再由製造業變為轉口及服務為主的經濟，締造了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令不少人晉身中產階層。
本港社會學家呂大樂統計，在1961年至2011年間，製造業對整體勞動人口的佔比由43%下跌至4.8%，金融、保險、地產等商業服務則就由1.6%上升至17.5%；同期職業結構的變化上，行政和管理人員的勞動人口佔比由3.1%升至10.1%，專業和半專業人士也由5.1%升至26.1%。
「第一代中產階級」自八十年代形成—呂大樂撰寫的《香港中產階級研究1992》顯示，當年的中產階級流入率是0.83，意指絕大部份中產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士都非中產家庭出身，而當中有不少人受惠於港英政府加大社會福利開支，從而憑藉個人努力、透過教育改變階級命運。呂大樂把中產成功之道，形容為「香港經驗」的「意識形態的建構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 of ideologicalconstruct），而「香港經驗」也代表了「香港夢」，亦即「中產夢」。
屢遭打擊 職業發展不樂觀
不過，成為了中產，卻非從此高枕無憂。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一直未能推出有效政策促使經濟結構和產業轉型，導致地產及金融行業坐大；然而，每逢金融風暴及海嘯等衝擊，有關行業的中產也首當其衝地成為了犧牲品，例如1997年第二季有9,300名中層僱員失業，到2003年，該數字已升至4.2萬人；而另一部份透過「置業」而「致富」的中產，更在樓市急跌近四成的情況下，眨眼就變成「負資產」。這種中產生活經驗，猶如坐上瘋狂過山車。
可能經此一役，中產階級不再樂觀。據呂大樂撰寫的另一份研究報告《香港社會流動和生命機會研究2006》，中產階級內部的分裂相當明顯，有32.9%的中上階級傾向積極追求更多的收穫，但有59.1%的中下階級覺得需要保持他們已經擁有的收穫。呂大樂曾分析，中上和中下階級之別反映中產面對的壓力，而他們的焦慮和不安正在不斷增長。另外，研究也指出，中產階級對下一代的職業發展感到悲觀，當中包括中上（37.2%）和中下（41.7%）階級，顯示中產比工人階級（22.8%）更憂慮。
憂慮歸憂慮，中產階級並沒有消失，也仍然承載着很多人的「上流夢」，只是它的增長率下滑了不少，在2011年至2016年間只增加了1.4%，而同期中產的收入增長也放緩，比上一個五年的平均值低了13.1%，不同行業的分別尤為明顯。據呂大樂整理，從1991年到2011年，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人數增加了逾兩倍（127,438人升至391,734人），但製造業卻下降了大約五成；而在2011年，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佔所有中產職業的三成，是所有行業佔比最高、增速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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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不安的新晉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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