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臨床治療混淆 疫情暴露公共衛生人才危機
公共衞生人才是社會恆常的需要，但其舉足輕重的價值往往是在爆發公共衞生危機時才得以顯現，而特區政府對公共衞生人才的重視，也在一次又一次「突發事故」後，又隨着危機過去而逐漸消逝，很多人更對「公共衞生」的概念感到陌生，甚至與「臨床醫療」混為一談。所以，香港的公共衞生體系中，從來只培養以臨床醫療為主的人才，而缺乏預防醫學、臨床醫學和專業管理兼備的「公共衞生人才」。
世界衞生組織（WHO）慢性疾病預防和控制顧問、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衞生學院副院長張作風，上月接受《中國科學報》訪問時表示，在任重道遠的抗疫之戰中，公共衞生人才本應是能夠「抓住瘋牛鼻子的人」，但他們卻只能夠配合臨床醫學的命令做好疾病防控、甚或在實驗室裏做文章。南京醫科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楊蓉西也指出，「臨床醫療」與「公共衞生」的角色有天淵之別，前者面對的是個體，後者面對的是群體，而除了突如其來的流行性疾病外，慢性病、大眾的營養、生活的環境、職業的影響等等，全都屬於公共衞生的範疇。
可是，中國對「公共衞生」人才的培訓，一直不及「臨床醫療」般重視。香港亦如是—理論上，公共衞生是透過組織社區資源，為公眾提供疾病預防和促進健康的一門管理學科，除了臨床醫療的領域，還包括預防疾病和公眾教育，亦強調改善飲食營養、注重環境衞生、提高職業健康標準；但在香港，若把公共衞生體系分為預防、專科、醫院三個層次，本應扮演系統「守門人」的基層醫療一直被忽視，而以治療為主的臨床醫療則背負着沉重負擔。
這套「輕預防」而「重治療」的公共衞生邏輯，更主導着醫療政策的釐訂和公共資源的分配，當中包括公共衞生專業的人才培訓。例如，目前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每年合共提供530個臨床醫科課程學額；然而，截至2019年之前，全港只有中大設有「公共衞生」的本科課程，而且名額僅25個，即使後來港大開設「環球衞生及發展」文理學士課程，也只增加20個名額而已；另外，中大的「公共衞生」碩士學程和浸會大學的「環境及公共衞生管理學」學士學位課程，每年合共也只有幾十人畢業—可見，公共衞生人才比臨床醫療少得多。
問題是，公共衞生屬管理專業，而臨床醫療是醫學專業，但香港的公共衞生政策，卻大多由臨床醫療出身的醫學專家負責制訂，例如1999年至2004年間出任衞生福利局（後合併成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再改組成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楊永強，本身是腸胃肝臟的專科醫生，後來晉升為伊利沙伯醫院顧問醫生，再加入醫院管理局出任執行總監；繼任的周一嶽則是骨科名醫，先後出任伊利沙伯醫院和瑪麗醫院的行政總監，再升任醫管局港島西聯網總監；到後來的高永文，同樣是以骨科作為醫療專業，及後加入醫管局擔任專業事務及人力資源總監；直至現任局長陳肇始，早年也是普通科及兒科護理培訓出身，並自1980年擔任註冊護士，後來才負笈英美攻讀曼徹斯特大學教育碩士和哈佛大學攻讀公共衞生碩士。
從上述例子不難看出，主掌公共衞生政策制訂和資源分配的人才，大多是「醫而優則仕」—即在本身的臨床醫療專業取得一定成就，並被提拔至主責公營醫療服務的醫管局當中，在提供治療服務同時亦接受行政管理培訓，待資歷豐厚再納入管治團隊—然而，這套想藉臨床醫療、管理專業與公共政策的「有機結合」而打造公共衞生專才的大計，卻是「兩頭唔到岸」，既令大量醫療專家疲於應付行政工作而未能做好本職，也令臨床醫療人手流失。
為何與臨床醫療混為一談？
為什麼會把臨床醫療和公共衞生混為一談？據說，是因為香港的公共衞生服務以醫療服務為主，而醫療服務體系又以非牟利的公營服務為主，所以，「公共衞生管理」也就變成了「醫療服務管理」，而且不能單純按照市場標準來進行管理，其人才培訓也不能依照一般的工商管理專業來培訓，而是要以臨床為核心，並以管理配合臨床，且不可凌駕於臨床之上。
醫管局前護理行政經理、現任東華學院護理及醫療服務管理學教授馮玉娟解釋，這種培養「臨床主導的醫療管理人才」的方式，主要有兩大路徑，即培養臨床醫護人員和後勤行政人員，以期待他們在各司其職的同時，也具備應對不同行政問題的管理能力。例如醫院內包括會計、採購、總務、人事、資訊系統等行政工作，本質上雖屬管理工作，但為貫徹「管理服務於臨床」的理念和要求，必須因應專業的臨床意見而制訂特殊的管理辦法。而阻力最少又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由臨床醫療系統中提拔精英，再加以訓練其管理能力，來統籌有關工作。
不過，東華學院前校長汪國成曾經指出，現職醫護人員日常臨床工作繁重，若要兼顧行政工作可能會影響服務，因此非常需要培訓與醫療相關的管理人才來分擔行政工作。事實上，在醫護人手緊絀的情況下，不少資深的公立醫院顧問醫生均指出，每日身兼行政、教學及臨床工作，更要開三至四個會，甚至要把文書工作帶回家中處理，確實應接不暇。
馮玉娟認同汪國成的說法，認為各項行政工作如會計、採購皆是醫務行政及管理人員之責，需與臨床醫護明確分工，才能提高醫院的工作效率；但同時，負責臨床工作的醫護，除了治療之外，也可分擔一定的管理角色，例如香港護士管理局對註冊護士的核心才能要求當中，就包括管理及領導能力。馮玉娟形容，這兩大路徑所培養的人才分據兩個圈層—以病人為中心，核心圈層是臨床醫護，為病人提供直接治療；外圍圈層則是後勤管理人員，負責治療以外的其他醫療服務，並協助醫護進行資深的管理工作—兩者要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這套被特區政府視為「行之有效」的公共衞生人才培訓，很依賴有年資的臨床醫護，一旦進入「青黃不接」的交替時期，問題便表露無遺。比較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俗稱沙士）與當下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馮玉娟分析，後者目前在香港的擴散程度還不及前者，但醫管局已面對人手安排不足、資源調配失當等等棘手問題，可能是受醫護「換血」的影響：「當年的醫護人員大部份都有多年臨床經驗，年資很高，在危機情況下的應對能力會比較強，而這批人員在近二十年間已大多退休。現在的醫護是年輕化了，病房有三分之一是資歷不足三年的醫護人員……所以我們需要有領導力的人來管理，做決策，帶領年輕團隊，大家才能安心、穩住陣腳去冷靜處理問題。」
可是，如果港府把臨床醫療和公共衞生混為一談的思維不變，無論再來多少次公共衞生危機，恐怕也很難找到有「領導力」、「決策力」的公共衞生管理人才來應對危機。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港府為應對所謂的「青黃不接」，自2015年推出「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而截至2019年12月底，合共149醫護人員包括65名醫生，76名護士，8名專職醫療人員於退休後重聘為醫管局服務；當局已於2019年優化重聘醫護的薪金，今年更將改善其聘用年期。
無可否認，「重聘計劃」的確可以紓緩醫護人手，又讓具豐富經驗的前輩向年輕一輩傳授知識，以實現從內部培養人才的良性生態循環。然而，除要花費大量時間成本、被動培訓人才之外，這套培訓方式的最大弊病在於，當局並未重視公共衞生並不等同臨床醫療的問題。
上文節錄自第20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3日）《香港怎樣培養公共衞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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