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節 · 深度】鼓勵長者就業不能忽略的兩大前提
智經研究中心早前發表長者就業報告，指出香港長者退休年齡及勞動人口參與比率遠低於新加坡、日本及南韓等地，故建議特區政府透過稅務優惠、薪酬補貼及公眾教育等方式，鼓勵已退休的長者重返勞動市場。釋放不同群組的潛在勞動力，本質上並無不妥，然而，過往香港討論長者就業率低於鄰近地區時，焦點都落在「如何促進長者就業」，卻沒有反思當下的長者就業究竟面臨怎樣的苦況，更忽略了兩大基本前提。
前提一：銀齡勞工再續工作須基於自由選擇，非為生計勉強工作
有意見表示，較年長人士一般具備豐富的工作經驗和人生閱歷，而他們在職場上所擁有的專業知識，皆是社會重要的人力資本，可以發揮特殊優勢，故呼籲政府思考如何善用他們在職場上的角色。再者，即使他們上了年紀，但也有為自己安排生活的權利，職場不能因而歧視他們，扼殺他們繼續工作的自由。
不過，盲目鼓吹退休長者重返職場前，必須了解本港長者就業的概況。翻閱2019年由政府經濟顧問編寫的《長者就業情況：本港最新發展及海外政策比較》報告不難發現，若然以職業來劃分的話，香港在職長者勞動人口中，相對於其他發達國家而言，特點便是較多從事較高技術職業，當中以行政人員及經理級職位為主，惟他們只佔本地數字的少數。同時，另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便是本港在職長者從事較低技術工種的比例（68.8%）仍高於整體就業人口的數字（56.3%）。
這兩項數據反映兩個情況。首先，本港目前有將近七成的長者勞工從事低技術工作，所賺取的工資相對微薄，而且這類工作幾乎都是辛勞體力型。這反映現時仍就業的長者，他們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所能選擇的行業也狹窄，例如餐飲服務，街頭清潔等，當中不乏要求日曬雨淋，涯更抵夜，甚至在不安全的環境下工作，故當他們日漸老邁，身體機能轉差，實難以想像，這批長者如何在不友善的條件下，仍被繼續鼓勵工作下去。
其次，漸趨增加的長者就業人口，其實也反映出在福利保障不足的情況下，默默耕耘大半生的長者，仍有可能因積蓄難以支撐未來退休生活，因而迫於無奈選擇重返職場。例如，參考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65歲及以上的勞動人口，由2007年的4.28萬人，增至2019年的15.6萬人，增幅高達3倍有多。同時，長者貧窮人口在政策介入前，人數卻沒有勞動人口增多而減少，例如由2009年36.6萬人增加至2018年的51.7萬人。可見近年歲有大量長者重投市場，當中有多少長者真的擁有「選擇權」，並非因生計而勉強繼續工作，實在是難以想像。
前提二：行業範圍不能一刀切，並須反省現時退休保障的不足弊端
為什麼相對其他地方而言，香港從事較高技術職業的長者比較會比較多？首先，香港並沒有制訂統一的法定退休年齡；其次，相信從事較高技術職業的，有不少都是可以選擇延長服務至65歲的公務員，他們獲得回報的誘因明顯較其他工種更為豐厚。因此，有人建議應該提高並劃一法定退休年齡。
不過，這實非良策。香港最低工資長期低於基本生活開支水平，即不足以應付基本所需，而絕大部份領取最低工資的，就是勞碌大半生但退而不休的長者。當他們好不容易終於捱到可以申領綜援或高齡津貼或領取退休金的65歲，倘若貿貿然因制訂法定退休年齡而延長申請年齡，這未免太過殘忍。
另外，《香港01》早前也曾報導，部份工種深受銀齡勞工歡迎，皆因入行門檻低，例如職業司機便是一例。惟近年不少交通意外也與老齡司機有關，由於他們要長時間工作，部份更從事通霄更，要求他們長時間集中精神，這些條件對長者來說，實在頗為苛刻。同時，部份職業更是背負他人生命財產安全，若將鼓勵銀齡人口就業範圍擴至全部行業，甚至乎透過法律框架制訂退休年齡，這種一刀切的形式無疑會引起很多挑戰。
故此，要真正鼓勵長者就業，前提必須要保障他們擁有真正的選擇權，而這個權利無疑也建基於，特區政府是否有為他們提供適切的退休保障。例如，政府是否願意進一步規管市場，考慮參考鄰近國家的做法，透過立法形式來制定長者重聘指引，並按長者能力來設計合適工種、制定薪酬，從而規管企業僱用長者員工的責任。
再者，目前不少長者選擇重投職場，部份被質疑非基於自願因由，而是為了生存而勉強選擇。故特區政府是否樂意調低長者綜援申請的門檻，甚至乎進一步考慮全民退休保障，勇於踏出一大步來修補缺口，別再小修小補，避免二次分配這個責任，還全港長者一個規劃退休生活的真正「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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